Page 344 - 第三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324 第三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

一、 前言

筆者過去研究台灣的法學教育，但本次主辦單位邀稿，期待我對於台灣法學教育與原住民
的關係進行討論。在執筆的過程中，回想起過去投入法律史領域，即是因為對當時台灣既有的

法律論述感到不滿意。由於政權的轉換及法制的更替，在法制議題的討論上，往往恣意切割、
分裂人民的法律生活與法治經驗，乃至略而不論法意識的變動過程，漠視長達五十年的日治時
期法制。這樣草草一筆地帶過，使得法學教育培育出來的人才，對台灣過去長期的法律變遷過

程陌生，導致許多值得檢討的實務見解。一般人對歷史的無知，或許只是鬧鬧笑話；法律人對
歷史的無知，賠上的，卻常是台灣人民的權益。即便帶有這樣的反省，為了能及早畢業，在論
文研究的討論範圍預設上，多半在一開始便「務實」的設定，僅能討論既有資料豐富的漢人的
部分，無力論及狀況不明、態樣繁複的原住民不同法制。
在多年的刻意逃避下，由對原住民議題近乎無知的本人來談法學教育與原住民，其實是相

當不適格的（在寫作的過程中，我也嚐到苦果）。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類似本人這樣的心
態與作風，又何嘗不是某程度反應了以漢人為主的法學界的一個樣貌。於此，只得硬著頭皮，
嘗試從無到有的建立起個人對原住民與台灣法學的關連性。並希望再多踏一步，藉由近年來自

己較為熟悉的法治教育領域，分頭探究針對專業法律人與非專業人士的兩者，與原住民之間的
關連性。期能拋磚引玉，引發更多人的關心。

二、 法學教育與原住民

近代西方式法學教育引入台灣，始自日治時期。日本統治下殖民地台灣之法學發展，實為
戰前日本帝國法學之一環，其遺緒與影響，無法僅就「台北帝大文政學部政學科」一處論斷，
必須整體概觀二次戰前日本帝國法學之發展情形。在制度上，日人在台北帝大文政學部政學科

所實施之法學教育，僅為戰前日本法學教育體系之一隅。而從實際人才養成方面，二次戰前日
本帝國絕大部分的法學教育機會，均由日本內地提供，絕大多數戰前日本所培育的法學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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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於日本內地完成學業，即便是台灣人亦然。
而二次戰後台灣的法學教育，承繼了戰前日本政權已經建立的近代化國家教育體制，於西
式的高等教育階段，體系性地提供。大學法學學科體制，成為法學知識生產與傳遞主要的場域。

高等教育中的法學知識，亦是瞭解戰後台灣法學發展的重要考察對象。
台灣的高等教育植基於日本時代，50 多年來，大學校院總數由二戰初期的 4 所，一路攀升
至 2003 年的 152 所。而法學教育方面，則從 1945 年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政學科改制轉型的

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 1 系開始，發展至 2004 年，已有約 29 所大專院校開辦法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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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不計入軍警院校）。
以下，嘗試分就幾個部分來思考目前台灣法學教育與原住民的關係：

1
參見劉恆妏，〈從知識繼受與學科定位論百年來台灣法學教育之變遷〉，台大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年 6 月，
頁 65。
2
參見劉恆妏，〈從知識繼受與學科定位論百年來台灣法學教育之變遷〉，台大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年 6 月，
頁 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