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97 - 原住民族文獻第13輯

在研究日本殖民統治與廣播的過程中，Michael Robinson採用了文化研究和後殖
民理論的框架，挑戰了將殖民廣播簡單視為日本壓迫工具的觀點。他探討了廣播在
1924至1945年間的韓國如何既作為日本文化同化的工具，又為殖民地創造了有限的
文化自治空間。Robinson強調，殖民時期的文化霸權並非單向的壓迫，而是包含某

種程度的文化協商與妥協。為了吸引韓國聽眾，殖民政府不得不允許建立一個全韓
語廣播系統，這在一定程度上為韓國文化的自治創造了空間（Robinson 1999）。
目前，關於日治時期廣播媒體與臺灣原住民的研究極為匱乏。筆者只能基於現
有的日治時期臺灣廣播媒體相關研究，嘗試梳理和推斷廣播事業與原住民之間的關

聯。呂紹里以歷史學的視角，透過對廣播工業和收音機市場的詳細分析，揭示了殖
民政府如何利用現代技術來實現其政治統治目標。他指出，廣播事業在臺灣作為政
治宣傳工具的同時，也受到了殖民政策的嚴格控制；廣播節目的內容設計主要以推
動殖民政府的同化政策為核心。此外，呂紹里還強調，收音機的價格及其使用者的
地域分佈對市場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呂紹里 2002）。何義麟在《日治時期臺灣廣

播事業發展之過程》一文中，通過分析日治時期政府記錄、收音機購買者及收聽者
等數據，將日治時期的收音機普及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針對在台日本人進
行推廣，廣播語言主要為日語；其次是運用廣播於教育現場，特別是在社會教育方
面；最後在戰爭時期，廣播被用來開發臺灣人的市場，並運用於戰爭宣傳與民眾動

員（何義麟 2000：295-296）。儘管文章並未具體提到廣播在原住民生活地區的覆蓋
範圍，但提及了1938年全國收音機體操活動中，利用警察官駐在所的收音機，集合
全「番社」民眾進行體操的情況（同上：303）。許佩賢則以文化研究的視角，通
過分析收音機體操這一具體實踐，揭示了殖民地臺灣社會如何被納入日本帝國的近
代化進程中。這些體操活動不僅僅是身體鍛鍊的手段，更是殖民政權進行思想控制

和國民化運動的重要機制（許佩賢 2011）。
李承機在討論收音機與總督府的「同化政策」時指出，為了將「臺灣音樂」
作為「臺灣的東西」引入廣播放送，放送局將「臺灣音樂」節目常態化（李承機
2006：145）。李承機還提到，儘管收音機接收器在當時是奢侈品，殖民地時期的

臺灣人中能夠收聽廣播的人主要限於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但實際上，收音機市場並
不僅限於都市地區，鄉鎮地區也占據了接近一半的市場份額。特別是1935年JFCK臺
中放送局開局後，隨著臺灣西部放送網的建設完成，這種分佈趨勢更加顯著。這意
味著，雖然相對於全體人口而言，付費收聽廣播的臺灣人數量較少，但廣播的影響

(297) 從《日日新報》看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及其音樂於廣播節目的呈現 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