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74 - 原住民族文獻第9輯

（III）小結

Waikato-Tainui是最早與官方和解的部族，而且是一個大部族單獨的和解； Ngati
Paoa的和解中，因為領域與其他部族高度重疊，可以看出有一套處理重疊權利主張

的策略，先以區域和各部族達成賠償協議，再與各個部族分別簽署和解契約。在
和解內容方面，Waikato-Tainui與官方和解時尚未區別出文化和財務與商業賠償等類
型，政府也還沒有對河流共管的討論，因此懷卡托河流相關的權利主張在1995年時
並未納入該條約和解中；而Ngati Paoa所參與的四個條約和解，其中的文化賠償都是

官方現有的行政措施。最特別的是2010年Waikato-Tainui針對懷卡托河流與官方達成和
解，但和解的內容並沒有遵循官方文化賠償的工具，而是制定了一套新的共管方案。
從文化賠償的措施中，可以看出官方為了回應毛利人不同類型的權利主張，在
法律上創造出賠償的空間，針對重疊的權利主張，也透過聽證或協商釐清利益，在
不同層次的和解中處理。

IX. 結語：紐西蘭的經驗對臺灣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啟發

（I）原住民族權利與社會共識

《懷唐伊條約》是當代毛利權利主張的基礎，但歷史上也曾被紐西蘭的法院
與官方視為無效，毛利人經過長久的請願、抗爭，直到《1975年懷唐伊條約法》官
方才肯認條約原則，包含夥伴關係與積極保護等等。條約原則在每次的司法判決與
懷唐伊委員會調查中不斷被陳述、解釋，甚至產生變化，或創造新的原則。由此可

見，條約的意義在歷史過程中並非本質性的不變，而條約文本之外，對於原住民族
權利的社會共識的累積更加重要。
儘管台灣的政府在歷史上沒有與原住民族簽訂條約，但並不代表原住民族與
國家的夥伴關係，或是國家對原住民族權利積極保護的義務不存在。1980年代以來

原住民族運動的爭取之下，《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12項、2002年
《原住民族和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再肯認協定》、2005年《原住民族基本法》，
都在在揭示政府對於原住民族自治、發展與文化有積極保護的義務，且雙方的互動
應以夥伴關係為原則。然而，如同2016年蔡英文總統道歉時所說的，我們有先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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