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2 - 原住民族文獻第14輯

穿梭、翻譯與協商，這些多元論述之間的轉譯與協商並非矛盾，而是族人在面對多
重制度壓力時所展現的複雜回應。儘管研究策略與分析路徑不同，兩位作者都描述
原住民族如何在跨物種關係實踐中，展現其文化主體性、倫理關懷與政治訴求。不
過，由於二文聚焦的主題是以人類文化為敘事中心，尤其Nicolaisen論文主軸為當代

法制的論述攻防，未將非人物種的能動性納入分析之中，Simon在後續研究（2020a,
2020b）才以人鳥關係開啟更加深入的討論。此外，雖然二文皆談原住民社會中跨
物種關係的變化，Simon立基於其長期田野的民族誌資料，而Nicolaisen論文中討論
泰雅族人與動物關係的觀點，許多是採自幼教影片《彩虹橋的審判》裡面的對話，

難以全然視之為傳統泰雅族人跨物種關係的呈現。
多物種關係研究所強調的「關係性」與「共生倫理」，為我們提供了理解人
與非人互動的新方式。然而正如Bessire與Bond（2014）所警示，若僅停留在本體論
的差異讚頌，過於強調差異與本體論多元，忽視原住民族面對的實質處境與歷史壓
迫，可能導致批判的延宕。Simon與Nicolaisen的研究正是此提醒的回應，兩位作者

分別從文化實踐與制度協商出發，呈現出當代臺灣原住民族在多物種世界中如何主
動行動，以及他們在面對外部力量時展現的能動性和其中的複雜性，儘管二文關注
的族群、議題和分析角度有所不同，但都強調了文化在形塑其應對策略中的核心作
用。原住民族面對多物種關係變化時，不是簡單地再現本體論差異或「傳統」知

識，而是透過法律語言、宗教實踐與文化敘述進行策略性操作，這些實踐既有文化
根基，也具政治意圖，顯示出原住民族主體性不僅存在於文化延續上，也體現在面
對現代制度時所做的調動與回應。因此，討論原住民族世界觀中的多物種關係，
並不是為了還原一個全然非現代的世界，而是須同時直面原住民族的族群差異、社
群內部差異、現代困境與權力實作，在書寫中處理文化內部的動態性與制度外部的

張力。

附註

1 Nicolaisen引用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2004）的controlled equivocation概念，用來形容
在不同文化或本體論之間對話時，避免直接翻譯或強制對齊語義，而是有意識地保留差異與模
糊，以尊重彼此的知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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