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9 - 第一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而累積的知識，因此可以提供現代人類學習如何與環境互動、與自然相處的哲學（Conklin,
1957; Castetter, 1944; Nazarea, 1999）。上述學者都認知傳統知識是人類對於周圍環境和

生態過程的認知方式，是他們瞭解各類物種、環境現象的運用法則，這些法則可以透過
狩獵、漁獵、採集等等生產活動而得之。進一步來說，上述這些生產活動導致的文化模
式，是原住民關於自己在生態系統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和自然互動而建立的信仰（Berkes,
1999）。

台灣關於民族生態學的研究肇始於日據時期，鹿野忠雄稱得上是民族生態學研究的
先驅，自 1931 年起，鹿氏陸續發表了有關蘭嶼的船（鹿野忠雄，1931）及飛魚捕撈活
動（鹿野忠雄，1946）的文章，對達悟族的生計生產過程有相當完整的描述。近代，吳

燕和（吳燕和，1993）有關台東太麻里溪東排灣人的狩獵過程，以及鄭惠英（1985）有
關蘭嶼大船文化的製作材料均有鉅細靡遺的描述。此外，張燦穩（1991）和徐君臨（1989）
對達悟族及阿美族的漁獵文化也有相當豐富的記錄。張燦穩（1991）在蘭嶼椰油村記錄
了當地 30 種甲殼類名和 142 個魚名，具體描述了達悟族關於野生動植物的環境知識。
徐君臨（1989）在花蓮縣豐濱鄉磯崎村（karoroan）及港口村所做的漁場空間研究，發

現東海岸阿美族人利用山勢或明顯陸標劃分漁場的方式，可以得到較高的捕獲量（劉炯
錫，2000：15-16）。原住民和野生動植物的關係除了表現在物質文化之外，很多也反映
在他們的姓氏、地名、祭祀、禁忌、傳說等等。例如胡台麗（1995）研究賽夏族矮人祭

歌舞祭儀時發現賽夏族的姓氏很多都是以野生動植物名稱命名，可以從其記錄中瞭解賽
夏族與自然環境的關係。晚近，裴家騏（1996）、梁秀芸（1996）、劉炯錫（1999）及戴
永禔（1999）則先後探討原住民狩獵及漁獵活動的傳統模式，他們的研究顯示這些傳統
生產模式蘊含的管制機制對生態系的平衡與資源永續有顯著的關連。

近來，國際學界許多學者超脫純文化的研究領域，試圖探討權力、知識、政治、文
化與自然保育間的關連。他們的研究指出：『保育政策，不是一個遙遠的、抽象的且孤
立於寬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脈絡之外的事物，事實上，它是那些複雜的權力結構和利
益團體之間經過協商、對抗和糾纏的結果。』（Bryant, 1997; Gadgil and Guha, 1993; Hecht

and Cockburn, 1989; Merchant, 1994; Peet and Watts, 1996; Escobar, 1996）。這樣的認知，
使得政治生態學（political ecology） 在 20 世紀末成為熱門的研究。愈來愈多的人類學者、
生態學者和地理學家強調文化與空間的動態和衝突的重要性，因而認為有必要去檢視不
同的地理環境在資源利用、經營和表述（representation）時所呈現出來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意涵（Sivaramakrishnan, 1999：16）。就這一點而言，土地變遷、資源利用等議
題必然牽連到政治的衝突，無法脫離權力的辯證成為單純的文化課題。

以霧台鄉的生態歷史來看，就是代表著國家力量介入地方空間的實例，保守的經濟

導向林務經營不僅擾亂了地方族人長期與自然共生的狩獵傳統，同時也打破了部落社會
管理共有資源（common pool resource）最重要的共有財產體制（common property
regime）。共有資源是指一個自然的或人為的資源，例如森林、漁產、水源、牧地、獵場
或道路等等。1968 年生態學者 Garrett Hardin 提出所謂『公有財產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理論，強調個人的自私且漫無限制的使用將導致資源惡化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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