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4 - 第一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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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文化之自信（高德義：2009：4-5）。

由於原住民族的不利益處境乃歷史性與社會性的，是外來統治者的武力征服和殖民
統治的產物，因此，為改善原住民族所受不利益對待，首應致力者，便為消弭壓迫統治
所造成之社會不正義。

為求前述目標之達成，台灣原住民族運動團體數十年來以實際抗爭行動，致力洗刷

遭污名化之族群認同、爭取族群及其成員應享之集體或個人權利，為族群之尊嚴與平等
地位展開不斷的承認鬥爭。在一波波的原住民族運動中，幾則事件刻劃著台灣原住民族
運動的發展軌跡。1983 年，台大原住民學生所發行的《高山青》刊物，是民族意識抬頭
的一項重要宣示，其所獲得之關注和所產生之影響，吾人可從黨外人士於隔年在編輯作

家聯誼會中成立「少數民族委員會」可以看出。隨著同年 12 月「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
會」（後改稱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以下簡稱原權會）之成立，台灣原住民族運動
正式出現了組織化之發展，也連帶激勵了其他自主性原住民族運動團體之成立（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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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2003：116）。

原住民族運動團體相繼湧現後，抗爭議題亦逐漸發生轉移，從最初針對特定原住民
個人權益（如勞資糾紛與急難救助等）之個案服務，到後來抗議原住民人口販賣、打倒
吳鳳神話等抗爭運動之出現，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訴求出現了質的變化，並在隨後的幾

波「還我土地」運動中，將訴求項目從原住民個人之基本人權，擴展至如土地經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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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參與權、以及語言文化權等權利領域。 雖然原住民族的自治與土地權問題至今仍
未獲得政府的妥善回應，而成為原住民族社群與政府間持續協商與對話之重要議題，但
隨著「原住民族條款」之入憲，和「原住民族基本法」之通過，台灣原團體過去多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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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已獲致相當可觀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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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世忠即指出，全球原住民族的共同處境是：傳統文化消失、母語遺忘、信仰體系瓦解、社經地位低
落、政治無權、以及對於政府政策束手無策等。另高德義亦指出，原住民無論在就業、收入、死亡率、
平均壽命、教育水準、犯罪率和自殺率等，皆有相較於主流社群成員而言，較為負面之統計數字呈現
（高德義：20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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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發展而言，《高山青》之發行無疑具有劃時代意義，但台大原住民學生的自覺
運動，並非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以來的首波原住民族運動，李建良的研究指出，1949 年 5 月，台北師範
的原住民青年在台北組成「台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是二戰後台灣最早出現的原住民族運動
（李建良，200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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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的重要運動例如有「原權會」於 1988 年 3 月通過「台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主張台灣原住
民是台灣島的主人；同年 8 月台北街頭首次發動的「還我土地運動」，以及隔年 9 月的第二次「還我土
地運動」，原運團體要求政府停止假「徵收」之名，將原住民族土地劃成國有土地，以致造成原住民族
傳統土地之大量流失。在政府始終不願正視此一問題的情況下，原運團體在 1993 年 12 月發起了第三
次的「還我土地運動」。除針對原住民族土地權的問題外，原運團體還針對民族認同的污名化問題，向
政府及主流社會抗爭，而發起了「原住民正名運動」，要求政府廢止具有污名化的「山胞」稱謂，和改
稱自清治以來即被稱作「番」、「山胞」的台灣原住居民為「原住民」，及其所屬族群為「原住民族」。
在幾次闖關失敗後，原運團體才在 1997 年的第四次修憲中，確立了「原住民族」的憲法語彙。伴隨此
一運動之原運最大成果，莫過於同年修憲中，修憲機關在憲法增修條文中引入「原住民族條款」，以上
請參見夷將·拔路兒，2008；李建良，2003：116。
9 陳水扁總統所提出之「與原住民族特殊之夥伴關係」，乃其於總統大選期間，在蘭嶼和原住民族代表所
簽訂之文書宣告，其主要內容共有七條：一、承認台灣原住民族之自然主權，二、推動原住民族自治，
三、與台灣原住民族締結土地條約，四、恢復原住民族部落及山川傳統名稱，五、恢復部落及民族傳
統領域土地、六、恢復傳統自然資源之使用，促進民族自主發展，以及七、原住民族國會議員回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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