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90 - 第二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謝若蘭 原住民族修復式正義之理念與實踐初探

絡，分享失去平衡的問題，與找回平衡的方式。這也是一種集體參與，並積極發揮強而有

力的修復平衡效果。而在修復式正義的過程當中事實上就是在實踐神聖教導，也是以勇氣
與謙卑的心去誠實面對自己與他人、尊敬與信任他人、與人分享生活智慧等。總的來說，
在具體形式上，透過集體性的積極參與，讓雙方（受害者與加害者）知道他們的處境並不
孤單，而唯有共同的積極有效參與，才會有整體關係恢復，人生向前的可能性 （謝若蘭、
楊曉珞，2010)。

Diné (Navajo Nation) 為全美國人數與土地最大的原住民族，傳統慣習上也有著名的修
復式正義，稱為和平方案（peacemaking )，並也在民族法庭上具體實施（Austin, 2009；Nielsen

and Zion, 2005)。不過由於民族法庭上還是由一般司法體系訓練出來的法律背景人士，尚有
一些制度實施上的爭議與改善空間（Zion, 2005)。換句話說，當今許多美國原住民族法庭
雖在自治權下擁有司法權之自主性，但因為多數受過法律訓練的各民族法庭執行人員已受
殖民內化而早已忘記其傳統司法體制原則，不以和平的修復式正義為中心，反而因為執守

殖民者的懲法規範訓誡之模式來進行民族法庭的架構，成為擁有原住民族法庭之名，卻無
傳統原住民族的修復式正義司法制度的精神。也因此，再多的制度與法規並無法遏止犯罪
或社會問題，因為當代司法制度中的懲戒心態高過於和解消彌仇恨，導致修復式正義在實
務運用中僅止於較微小民法訴訟中的調解而已。

在加拿大，修復式正義有幾種不同的形式產生，如社區療癒圈 (community healing
circles)、社區宣判圈 (community sentencing circles)、家庭與社區會議（family Conferencing
and community conferencing)、轉型正義/司法 (transformative justice)、受害者/加害者調解
（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第一國族的部份則在 1978 年 Cunliffe Barnett 法官以及 1981

年的 Barry Stewart 法官的宣判後以療癒圈（healing circles）、社區和平團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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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making circles) 方式呈現 (Pranis, 2005)。第一個受害者/加害者和解方案 1974 年從
Ontario 的 Mennonite Church 的方案，在許多犯罪的司法體系中開始產生，其中最大的是在

加拿大 Manitoba 省，就是由 Mennonite Central Committee 設立的 Manitoba Mediation
Services, 每年大約要經手 400 大小不同案件。另外，在學校方面也針對修復式正義成立相
關方案，用以化解年輕人的關係失去平衡的失序（尤其是霸凌）問題 。在運作上同樣是
以修復關係為主，將修復式正義理念當成中心，學生、社區/家庭、司法體系、校方為四個
對話主體，共同以夥伴關係的形態來進行。

伍、結語

1960 年代以來的全球原住民族運動，經歷過不同的紅權 (Red Power) / 第四世界爭取
抗爭，到了 1980 年受國際串聯影響而開啟了原住民族權利訴求聲浪，以國際法上的民族

在紐西蘭和澳洲是以 Family Group Conferencing 或是 Community Conferencing 形態產生。實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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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大同小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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