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03 - 第五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四、代結論-對策提出與建議

綜上所述，本文雖主張立法機關造成之法規範衝突風險應歸責於國家，但在現代社會架構
下，法律概念多透過義務教育、法律扶助等機制加以傳遞，讓國民知悉其在法律上所擁有之權利，
此法化現象本身具有兩面刃之效力，面對擁有龐大資源的國家，亦可能以法化之手段深入原住民

族之生活環境，即全面性廣泛地宣傳「原住民族狩獵亦需經主管機關許可，不然會觸犯野動法」
或「原住民族狩獵僅能基於傳統文化、祭儀」等語，或者藉由提供法律扶助讓原住民族除了解法
條表面文義外，更進一步理解司法實務運作模式等各式各樣的方式，促成原住民族具有違法性意
識之可能性的客觀因素，杜絕階段性審查第二階段主張積極、誤信法規的可能性，然而如此則非
尊重多元文化、價值觀點，反倒拙劣地近似早已被國際人權公約所捨棄之同化政策。

可茲解決之方法，或許可從司法、立法、行政三個系統來加以尋求。以司法系統而言，欲解
決原基法和野動法問題應依【司馬庫斯櫸木案】、【排灣族後膛獵槍案】由最高法院所作成指標性
判決之精神為主軸，並體認刑法第 16 條之爭議問題，解釋上放寬刑法第 16 條之適用標準，以

「違法性意識之可能性」作為法規範衝突時之調節閥裝置，由事實審法院具體個案進行審慎之判
斷，或許可以在結構中撐起足以喘息的空間。但即便如此，原住民族之行為人均需歷經漫長之偵
查與審判的程序，飽受程序上之不利益。
爰此，釜底抽薪之計，應是著眼於立法系統與行政系統，立法者應理解長期性的修法怠惰，

放任法規範衝突則會造成原住民族誤罹刑章之風險，應盡速調整原基法與野動法之衝突，以現行
法規範之架構下，無論是基於傳統文化或祭儀之目的，均仍需經申請得主管機關之許可，從而若
將非營利之「自用」規範於野動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與該管理辦法中，只要主管機關能適切地
把關則應無違反野動法之立法目的。惟必須強調的是，並非僅是立法增訂「自用」後而無須任何

配套措施，制定原民狩獵管理辦法之行政主管機關，應正視該管理辦法附表存在諸多疏失之處，
例如：○ 1、未給予野生動物休養生息之期間，與立法者所言及之原住民族狩獵屬於季節性活動的
傳統智慧相悖，○ 2、並未規範管理原住民族地區生態環境內野生動物之數量，以及○ 3、欠缺明確
規範低於多少數量之野生動物類型不得狩獵，或者雌、雄比例失衡造成物種多樣性難以維持時，

不能對該物種進行狩獵的專業性認定說明等情形。是以，行政主管機關應就該管理辦法附表得狩
獵之季節與可狩獵之野生動物類型，重新思考並與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溝通並加以調整管理辦法，
以期立法、行政系統相互地調整後，能解消原住民族因法規範衝突所帶來之刑罰風險，能夠真正
地維繫法系統內部之多元價值觀。

伍、參考資料

一、期刊專書

王澤鑑，侵權行為法：基本理論之ㄧ般侵權行為，自版，2003 年 10 月。
林山田，刑法通論(上)，作者自版，2008 年 1 月。
林山田，「行政刑法與行政犯之辯正」，法令月刊第 40 卷第 9 期，1989 年 9 月。
李震山，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為列舉權之保障為中心，元照，2007 年 9 月。

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元照，2012 年 3 月。
古承宗，「第三人之禁止錯誤與資訊風險」，成大法學第 19 期，2009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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