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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臺灣原住民族法學 第五期

作為的責任歸屬，也來自於促使社會能夠在排除深刻對立的緊張關係下獲得發展，並進而有效療癒 修
補因損害所造成之傷痕的必要性。第三階段的「再構築」，乃是在承認與接納責任之後必然需要進行的

程序。其作為的目的即在於建立起雙方共好共榮的相互關係，具體方法舉凡謝罪、赦免、歷史發展內容
之再詮釋，以及政治與經濟權力關係的重新分配等均涵蓋其內。對於原住民群體來說，基於促進其自我
決定（自主意願）的具體實現，重新構築社會與經濟制度自然是再構築工作推展時的重中之重。最後的
「補償」，可說是社會療補論的基礎。質言之，要落實以正義實踐為目的之群體性療癒 修補，都必須

依靠土地與資源的再分配、公教育（義務教育）的普及、經濟的發展，以及不論是針對困頓個人或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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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資金援助等作為的支持 。
Yamamoto指陳無論從哪一個學術角度切入討論「4R方法論」，都幾乎會異口同聲地說明整體社會
與經濟狀況的變化，乃是促成群體關係得以再構築的基礎。有關「補償」的作為操作也會受到該當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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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之國體抑或是政體的變更與時勢之變化影響，而有所差別 。

二、《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所帶來之新契機

於國家教育研究院原住民教育研究中心成立後不久的 2017 年 12 月，我國乃正式公布施行爭議不斷
之《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以下稱，「促轉條例」）。同條例第 1 條規定其立法目的為促進轉型正義及
落實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同條例第 4 條第 2 項規定為完整回復威權統治時期相關歷史事實並促進社會和

解，促轉會應主動進行真相調查，邀集各相關當事人陳述意見，以還原人權受迫害之歷程，並釐清壓迫
體制加害者及參與者責任。同條例第 6 條第 1 項則要求政府應針對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
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應予重新調查，藉以平復司法不法、彰顯司法正義、
導正法治及人權教育，並促進社會和解。
若套用前述基於社會療補論所構築的「4R方法論」，則從促轉條例的上述規定中，均可以得知當前

政府“承認”過去曾經存在威權統治時期，並願意承擔起促進社會和解的“責任”。同時主動進行真相調
查，“重建”過去受難方群體人權受迫害的歷程，而藉以平復司法不法等現存之群體裂痕。至於“補償”的
部分，促轉條例第 3 條既已定義威權統治時期指自 1945 年 8 月 15 日到 1992 年 11 月 6 日為止的時期，
則此時期當中最為人記憶深刻，且造成臺灣社會群體嚴重裂痕者，莫過於 1947 年 2 月 28 日中國國民黨

武力鎮壓臺灣人民事件（以下稱，「二二八事件」）的爆發。對於該事件中受難者群體的補償，就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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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言，1995 年 3 月於立法院完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的三讀程序 ，可謂是明確政府需致
力於補償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群體的立場及施政方向。因此對於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群體言，因該當事件所
造成之社會裂痕，政府應為的社會療癒 修補作為，雖為時甚晚，但已陸續進行而尚待各方進一步的監
督與檢證。

惟促轉條例所定義之威權統治時期當中，臺灣社會中的原住民群體亦受有影響，其與臺灣社會中謂
之主流群體的裂痕，甚至可追溯到更早以前時期之事實，已可謂眾所皆知 50 。松岡（以下稱「松岡

47 著，落合研一、長谷川晃訳，前揭註 43，頁 289-291。
48 著，落合研一、長谷川晃訳，前揭註 43，頁 291。
49 立法院公報院會記錄，第 84 卷第 17 期，頁 3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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