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33 - 原住民族文獻第13輯

本期專題 2

自己的族群媒體，聽來彷彿遙遙無期。事實上，在1980年代原住民族運動推進的過
程中，部分原住民知識分子即已嘗試展開媒體製作的實踐行動，獨立發行自辦的
平面刊物，不遺餘力地擘劃原住民族於公共領域可能中介的「媒介化政治溝通」
（mediate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空間（盧安邦 2018：38-39），從《高山青》雜

誌、《山外山》月刊到《獵人文化》雜誌，不一而足。但是，1987年宣布解嚴，各種
媒體相關禁令也陸續鬆綁，像是接受新報登記及擴增版面、受理廣播頻道的申設，還
有立法開放有線電視業者合法登記，頓時整個媒體生態急遽驟變。根據《衛星與有
線電視》雜誌於1997年所進行的調查顯示，有線電視的普及率從1990年的16.1%迅速

提升至1996年的79.3%（1997：36-41），商業模式的有線電視系統儼然成為1990年代
最主要的電視服務形式，也是媒體產業的主導勢力，當時絕大多數的家庭已經具備
一戶多部電視機的經濟條件，臺灣社會因而迎來聲光流竄的媒體新時代。
然而，由於缺乏資金經費、技術知識與專業設備等營運要件，原住民族根本難
以趕上這波開放廣播、電視媒體頻道申請的熱潮。尤其，自1993年行政院新聞局開

放廣播頻道設立與有線電視取得營運執照以來，短短數年間獲得籌設許可的百餘件
申請案裡，僅有位在花蓮的「太魯閣廣播電臺」和臺東的「蘭嶼之聲」是以服務原
住民族群為主，比例相差懸殊，原住民族收視廣電媒體的權益被積極追求市場利潤
的商業媒體所漠視（劉幼琍 1998：168），大大折損媒體近用權。在這種情況下，

原住民族該如何在競爭激烈的商業媒體環境中，享有均等實質的媒體使用權利？美
國政治學者Iris Marion Young就提醒我們，由於在公共政策中忽視群體差異並不意味
著在日常生活的互動過程也會同樣忽視，壓迫仍持續存在，因此，就許多狀況來
說，「在政治生活中肯定並承認已存在於社會生活中的群體差異，會更具賦權的效
果」（2017：287），而主張群體差異正面性的政策也可以提供理解不同群體的可

能性，以取代舊有的排除、對立或支配。
由此，公共電視於起步之初，即被賦予反制媒體商業化和擔負社會教育的重責
大任，著眼於公眾利益，用以維護公共媒體本身的教育性、選擇性、平衡性、示範
性及公益性（簡淑如 2004：21-22），而這也是公共電視長期以來恪守的準則。毫

無疑問地，籌設公共電視最為重要的目的，在於「提供一個人人均有接近使用權利
的公共媒體，而這種媒體近用權利，不因族群、地域、性別或階級之不同而有異」
（孫秀蕙 1993），於1997年公布施行的《公共電視法》即承繼了這個媒體公共性的
精神。也因此，在解嚴後國家重新打造的政治轉化過程中，以政府資源為建置基礎

(333) 1990 年代公共電視與臺灣原住民族紀錄片生產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