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64 - 原住民族文獻第14輯

「學者―行動者」作為實踐介入的典範，策略性地提升地方知識的可見度與效
能。在對國家介入的處理上，他們兩位皆表達各自的批判立場，卻在政治路徑上呈
現多元聲音的表達。Langub將國家視為為異化性的力量，其背後是延續殖民法律體
系的掠奪性資本主義邏輯。因此，他的批判背後有本體論的意圖，指出國家並非只

是忽視原住民族主張，而是其治理理性本身就無法理解原住民族的世界觀，除非其
根本性地改變治理邏輯。然其批判之效力並非在於即時改變政策條文，而是提供認
識論上的干擾與挑戰。此種表達式介入，雖無法直接形塑體制實務，卻有助於鬆動
地方原住民族工作者學習挪用現有官僚語言下形成的慣性思維，並為制度性回應開

創可能性空間。換言之，其價值在於對現行論述環境倫理的長期辯證，而非短期政
策效益的直接轉換。反而藉由Khoo的行動則展現了處於邊緣模糊地帶的公民社會
成功迫使政府回應原住民族地權的法律認可。儘管這些回應往往短暫而不穩定，
但仍指出策略性、持續性的行動能為協商與問責開啟空間。原住民族的政治主體並
非僅依賴文化證言，而須透過策略聯盟與跨界協商，在社會運動與法律交鋒中持續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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