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33 - 第七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過試想，倘王男之辯解係自己在原住民部落的工寮內自製，不是在河床撿獲，結

果是否不同？這很可能會與案例Ａ之限制說及非限制說之爭相同，因為本案之土
造長槍雖為後膛槍，惟依前述案例Ａ最高法院最終確定判決所確立之原則，很可
能只有行政罰，而不應繩以刑責，更何況，所謂在河床旁拾獲乙節，充其量也不
過只有王男自己單方面的說詞，事實上，在人來人往的河床邊，是否能輕易撿拾

該功能完好之土造長槍（而且還附贈瞄準鏡一具及子彈五發）？實非無疑（經驗
上來看，反而可能是其改造或向他人購買）。但觀歷審判決，此種撿拾而非自製
之認定，除了王男的供詞外，看不到其他補強證據，一旦被告翻供表示係自己在
部落改造，或係向某原住民友人購買之自製獵槍，倘循前述非限制說之脈絡，恐

怕會該當同條第一項規定或同條第二項之免責規定。詳言之，本案王男所持之土
造長槍，事實顯示係供其狩獵之用（也因此被查獲捕獲野生動物），符合「供作
其生活工具之用」之免責要件，有問題者，緣於王男之辯解係在河床撿拾，故歷
審判決看法是，在既某河床所撿拾，即非其所製造，亦非屬原住民以其文化所允

許之方式製造而由被告繼受取得，不能適用免責規定。但若更易辯詞稱係其所製
造，難道還得要求必須額外附加一個法律所無之免責要件之限制：「原住民以其
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甚至額外再要求必須是「原住民文化之生活需要所製
造」？實則，前述非限制說已確立了「自製之獵槍裝填火藥或子彈之方式，法律

既未設有限制，無論前膛槍或後膛槍均應包括在內」，及「因社會整體發展急遽
變遷，原住民族生活型態亦隨之改變，復因野生動物保育法獵捕規定之限制，難
期其仍專以狩獵維生或以狩獵為其生活主要內容，基於維護原住民傳統習俗文化
及發展之考量，本條項供作生活工具之用之解釋，自應因應生活型態之改變而放

寬，只要本於與其傳統習俗文化目的有關而自行製造或持有之獵槍，即應認係供
作生活工具之用」 等 原則（本文稱「文化目的檢測標準」），若依此文化目的檢測
標準，只要製造或持有獵槍之目的係與與其傳統習俗文化有關，例如狩獵用，即
能符合刑事免責要件，若未登記，充其量不過是行政罰鍰而已，則豈能再額外多

加上開二個阻礙免責之要件？因為原住民也必須因應整體社會變遷而相應調整
其製造方式，這豈有傳統制式的製槍文化可言？此一文化目的檢測標準的確立，
幾乎能解決大部分原住民持有或自製獵槍之爭議（後述）。

話說回來，令人不解的是，依上開脈絡以觀，只不過因為一句撿拾或自製（或
向原民朋友購買）之不同，結果竟可能完全不同，「撿拾」者刑重達有期徒刑三
年以上，「自製或向原民朋友購買」者則可繼續打獵當勇士，問題的關鍵在於：
無論是撿拾、自製或向原民朋友購買，目的都是為了要「狩獵」──這是不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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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的該布農族傳統的狩獵習慣、文化 。本文的問題很簡單：如果是基於同一個
傳統習俗文化之目的，表示原住民朋友們沒有對漢人社會的公共安全與秩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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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布農族之狩獵文化，併參謝世忠、楊鈴慧、劉瑞超、李韋誠、黃昱中，原住民族傳統習
慣之調查、整理及評估納入現行法制第五期委託研究─布農族、邵族，2007 年，頁 153，MML
訪談（布農族人會由獵物來界定獵人的成就，順序是熊、山鹿、山羊、山豬、山羌、猴子、飛鼠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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