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68 - 第二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鄭川如 由生存權、文化權而來的狩獵權—從美國最高法院判決談台灣原住民的狩獵權、漁權

給自足的傳統社會，然而這不代表他們沒有任何經濟活動。因為早期原住民部落(高
山族)沒有製鹽、製鐵、製槍技術，因此，十八、十九世紀，原住民經常用獵來的動
物、動物皮毛、女性所織的布，與漢人換取他們日常所需的鹽、鐵器、獵槍。對原
住民來說，獵來的動物，一方面是「食物」(自用或與族人分享)，一方面也是用來
換取其他日常必需品的「貨幣」。因此，僅將原住民狩獵的目的限縮在「文化祭
祀」、「自用」，是不符合原住民的基本需求，也不符合人權公約中關於文化權的
要求。

再者，所謂的文化，並不是停滯不前的文化，而是無時無刻因人變動的東西，
雖然變動的速度很慢，但它仍舊隨著人的價值觀、生存的環境與自然狀態，隨時隨
地地在轉變。舉列來說，在十八、九世紀漢人大量入台前，原住民沒有製造獵槍的
工具與知識，因此，主要的狩獵工具是自製弓箭、木槍、刀以及設陷阱捕捉。與漢
人接觸後，因為獵槍的引進發現獵槍比自製弓箭、木槍有效率而改用獵槍狩獵，同
時不放棄設陷阱捕捉。假若原住民族沒有失去他們的傳統領域，那麼，原住民們在
二十一世紀的狩獵工具，就不可能是用一百年前那種既笨重、又難維護的傳統獵
槍，而是改用新一代輕巧的獵槍。以美國印弟安人的狩獵為例，原則上，不管是部
落政府、州政府、或聯邦政府，並不會將印弟安人狩獵的工具限制在十九世紀時使
用的工具，因為他們明白地了解，印弟安人狩獵、捕漁，是為了生活，而印弟安的
狩獵、捕漁文化，並不是因為工具的轉換而消失。因此，本文認為，為了維持/保護
原住民的狩獵文化而去限制原住民只能用傳統獵槍去狩獵，是沒有意義的。因為，
人不是因為文化而存在，而是相反。(除非，限制他們僅能用傳統獵槍去狩獵有其他
更好的理由，例如：維護社會秩序、保護野生動物…等。)

(二) 開放原住民狩獵則野生動物不保？

平心而論，野生動物的消失，不單單是原住民的錯，而是過去一個世紀以來，
日本政府、台灣政府及人民對於台灣自然資源(森林、土地、動植物)過度開放所
致。千百年來，原住民居住在台灣山林，從來沒有面臨過資源匱乏、野生動物滅絕
的事，主要原因在於原住民族狩獵並非恣意，必須要遵守著祖先傳承下來的狩獵禁
忌，以保證資源的生生不息。以布農族為例，布農族人於打獵前，一定要先夢占，
再祝禱祭告祖靈，準備出門時，還須進行鳥占，行前第一次聽到 Qasqas(繡眼畫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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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的鳴聲，出自右邊大吉，可繼續狩獵，出自左邊則需返回。 雖然這些狩獵禁忌
無任何科學根據，可以事後推論的是，在二十世紀中期國民黨政府接管台灣之時，
並無野生動物物種消失等問題。

然而，政府(或私人)於 1960、70 年代持續且大量地砍伐森林、開發土地，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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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的棲息地， 使得那些已經被捕殺的野生動物，沒有適當、充足的地方孕
育下一代。最後造成物種、數量的急劇減少。那麼，是誰去砍伐這些森林，將珍貴
的木頭賣至國外，是誰大量開發山林中的土地呢？至少筆者可以推論，應該不是那
些在日治時期已經失去土地所有權、連基本生活費都沒有的的部落原住民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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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玉蘭，<原住民狩獵問題面面觀>，台灣原 YOUNG，第七期，2005.3，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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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俊祥、李郁強，<原住民採集狩獵行為除罪化之探討>，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第 3 卷，第 1
期，2010 年春季號，80 頁。李三畏、陳超仁，<談野生動物保育>，社教資料雜誌，第 245 期，1998
年 12 月，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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