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82 - 原住民族文獻第9輯

展，進一步讓外面的他者理解我們，搭起一座相互尊重的跨文化橋樑。
在許多原住民當代的社會議題中，核廢料儲存場的選址不只是我的論文主題，
而是一面明鏡，是反射當代原住民族人面對環境與土地議題時的多方困境與社會苦
難的縮影。達仁鄉南田村，預定置放核廢料的候選場址，是我遠離已久的故鄉，

成為我的第一個博士論文田野地點；蘭嶼，同樣是臺灣原住民族的達悟族（雅美
族），是與我們排灣族完全相異的海洋原住民族所居住的地方，是已經置放核廢料
三十多年的島嶼，成為我的第二個田野研究場域。
我並不是第一位以局內者（insider）的角色回到自己的故鄉進行研究的人類學

者。過去人類學家曾經就民族誌的建構、真實性、以及再現的權力關係進行相關的
探討（Clifford 1988; Clifford and Marcus 1986; Marcus and Fischer 1986）。然而，這些論述
可能欠缺「土著／原住民人類學家」（native/indigenous anthropologist）的觀點（Abu-
Lughod 1991: 137; Limon 1991: 115）。Limon（1991）指出土著人類學家可能有的貢獻：

在土著人類學家嚴肅地回應對於世界的刻板印象時，他們會嘗試以民族誌的
方式再現被後現代文化矛盾所撕裂的族群世界…（Limon 1991: 116）

Limon指出了過去學者對於原住民文化過於平面式的、刻板化的解釋，而原住

民人類學者或許能以多面向的內在矛盾觀點去回應當代的原住民族文化。
人類學發展的歷史有著濃厚的殖民色彩，是建立在西方與非西方世界間差異
的基礎上，而主流文化的西方學者掌握了詮釋差異文化的權力。當代有愈來愈多被
殖民的非西方的他者進入人類學的場域，開始著手書寫自己的文化。這些開始書寫
自己文化的人類學者被稱為「土著人類學者」（native anthropologist）。然而，「土

著」這個名詞是否是被接受的？另外，這些土著人類學者是否真的能比非土著人類
學者，更精準地掌握人類學民族誌田野調查的目標—「在地觀點」或是「原生觀
點」（the native point of view）？這是人類學界持續探究（或爭論）的議題。
關於「土著」（native）人類學者這個名稱問題，Kuwayama（2004）曾提及非

西方的人類學者常被稱為土著人類學者，這些土著人類學者稱研究自己文化的研究
為局內人研究（insider research）。Kuwayama同時也指出人類學者使用土著（native）
這個名詞可能有貶抑之感，突顯殖民者／文明者與被殖民者／原始的之間的權力不
對等關係（ibid.: 2-3）。因此，與其說土著人類學者，或是廣義的局內人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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