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6 - 原住民族文獻第10輯

博物館館員轉變成信徒」（Transforming Museum Staff into Believers）的方式。這種種
的作為也是族人從他們主體性的出發、藉以強化他們與博物館連結所採行的策略，
背後涉及另一種價值與觀點的被接受。
然而，在Laura Peers於2017年發表的文章 “The Magic of Bureaucracy: Repatriation as

Ceremony” 中，卻以批判性的角度對這些看似正面與樂觀的發展加以評論。她認為
NAGPRA的確促成博物館和部落發展出各種不同型態的共作計畫，除此之外，什麼
都沒有改變。根據她的觀察，返還儀式的影響幾乎微乎其微。當博物館館員與原住
民社群代表一同哭泣與祈禱的當下，儀式或許創造出一個讓參與者感到彼此交融的

時刻；然而，活動一旦結束，博物館仍繼續擁有物件、繼續擁有認定物件「文化隸
屬關係」的權力、繼續裁決哪些返還的要求可以被接受、哪些要求被駁回。博物館
體現的殖民權力結構看起來不曾受到返還儀式而改變（Peers 2017: 18）。

V. 新觀念的提出：Propatriation（先制返還）

從法律層面與文化層面而言，即使NAGPRA存在本質上的不完美，並給予族人
過多的美好期待，然而，NAGPRA已在現有的國家體制中打開一個空間，讓原住民
社群與博物館共同思考如何建立新的關係與互動。在Emily Moore於2010發表的一篇

文章 “Propatriation: Possibilities for Art After NAGPRA” 中，以博物館中新雕刻圖騰柱取
代返還圖騰柱的重新製作為例，提出propatriation（先制返還）這個新觀念。在博物
館史中，在19世紀末，數以百計的北美洲西北海岸原住民的圖騰柱遭到竊取並輾轉
收藏到各地的博物館中。Moore在文章中提到，Edward H. Harriman遠征隊於1899年
來到阿拉斯加最南端的Gaash村。這裡原本是Saanya Kwáan族人（Tlingit族的分支）的

家園，因為躲避天花等傳染病的肆虐，族人紛紛於1892年左右搬離。當遠征隊的隊
員來到此地時，這裡已經是一個無人居住、被廢棄的村子，隊員們在未經同意的情
況下大肆搜刮村中的物件，包括被留在當地的圖騰柱。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遠征隊隊員和博物館館員認為他們搜刮村中物件的行為

是出於一種崇高的目的：在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博物館和世界博覽會是教育大眾
關於世界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的場合，收藏是為了公眾教育之目的而存在。然
而，弔詭的是，對Saanya Kwáan族人而言，即使他們已不再居住於Gaash村中，並不
代表他們全然放棄對這片土地及所有物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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