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4 - 原住民族文獻第10輯

落，也算是移住政策的最後延續。
事實上，有關原住民「集團移住」的研究，可藉由不同學科之整合，實際到各
部落的「田野調查」或進行日治時期原住民「口述歷史」的調查，來論證官方所宣
稱「分而治之」的移住結果。另一方面，透過日治時期原住民的《戶口本籍簿》與

《除戶簿》，藉由小區域的討論與田野調查，從小範圍的研究作起：氏族（最小單
位組織或家族）→社群（族群）→族→跨群→大區域，進而建構起原住民集團移住
的完整架構，若僅從政策面由上而下來看，反而看不到原住民族在被集團移住中，
所扮演的角色與折衝過程，事實上也就是模糊化了「人」（原住民）在集團移住中

的角色與定位。
將近20多年來，原住民族遇到更多的天災（颱風、地震），如八八風災、921
大地震，則是因為災害下不得已的遷徙過程，也造成了許多山區留下許多「文化遺
址」―舊部落（舊社）與家屋，當然有些「舊社遺址」其實本身就是「考古遺址」
的類型之一，在時間軸上是延續的，在空間上也是連貫的，具有考古學上的重要意

義，例如：日治時期鹿野忠雄所挖掘過的布農族的「郡大社」（1931），以及戰後
劉益昌教授在雲林一帶的平埔舊社考古發掘（2004），陳瑪玲教授在排灣族牡丹、
高士佛等舊社（2005年以後），郭素秋教授在文樂舊社的考古發掘（2014-2017），
豐富了臺灣的歷史與原住民文化。近年來，原住民本身參與舊社考古的情形也越加

蓬勃發展，例如花蓮拉庫拉庫溪的布農族舊社考古、佳心舊社的家屋重建（2018-
2020）等。

V. 結論

「隘制」是臺灣開拓史上所不能忽視的部分，同時也是環境生態史上「童山濯
濯、頓改舊觀」的濫觴，以及作為對臺灣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一種侵略方式，往後
也為原住民族帶來劇烈的社會文化變動。隨之而來的修築「開山撫番」與「理蕃道
路」，則完全把原住民族的部落社會納管於國家掌控之下。

若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來看，「隘勇線」、「理蕃道路」與「集團移住」三項
政策是實際是讓原住民生活空間被國家所納管的過程，迫使其土地「行政區化」，
大概有三種類型（鄭安睎 2012：166-167）：
一、生蕃地→隘勇線包圍→蕃地行政區化→蕃地（國家所控制）→蕃地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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