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9 - 原住民族文獻第10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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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 3
學者的研究可說是奠定對鄒族文化的文字化紀錄的基礎。雖因當時殖民背景可能會
有翻譯不妥切、或者是族人不願意對外來官員或學者說明實情等情況，但今日若要
回顧日本時期甚至更早以前的鄒族文化，在口傳之外，當時的調查紀錄仍十分具有
參考對照之價值。另一方面，日本統治時期是鄒族社會開始受外界影響而劇烈變遷
的時期，政治、社會組織、生計產業、語言、祭儀均在此時期受到日本政府治理的
影響，更需從日人紀錄中瞭解那樣的背景與其造成的變動。
中華民國時期，學術界延續了既往的研究和紀錄，進行鄒族相關研究的學
者包括衛惠林等（1965）、王嵩山（1989，1992，1995，1997，2004）、林曜同
（2011，2012）、關華山（2004，2010）等，在鄒族的政治、社會、宗教、祭儀、
族群認同、建築等各方面有所著墨，另有數篇碩士論文如黃雅惠（1995）、洪昇平
（1998）、邵碩芳（2008）、張欣穎（2014）、呂理哲（2015）、王佳瓅（2017）
等，許多題目是從鄒族祭儀出發，去討論社會變遷、族群關係、觀光、文化資產保
存等當代議題。當代較之日本時期的研究，無論是在交通、語言等方面都未如日本
時期研究者所面臨的困難，此時期人類學者們長期而又深入的田野則對於鄒族祭儀
與社會背景的紀錄倍增詳細程度與廣度，更進一步增添了理論深度的分析。另一方
面，當代面對的是更加全球化、現代化且人群高度流動的鄒族社會，許多研究都必
須注意到更多力量在此的交織運作，祭儀也往往需要與其他相關的社會面向一併討
論，而非像日本時期僅將社會文化作單純的分類記錄。
近年來，則有更多鄒族人對自身族群書寫的研究與民族誌，汪明輝（2002）、
浦忠成（1993，1999，2000，2019）、浦忠勇（2011a，2011b，2011c，2014）、莊
志成（2012）、莊新生（2013）、文高明（2019）等，這些作品在採錄資料時更能
以鄒語掌握文化內涵，同時也累積許多過去沒有被書寫過的口耳相傳故事以及族人
的觀點，出身自達邦社與久美社的作者們更試圖提出過去以特富野社為主的敘事所
忽略的不同面向。另一方面，由於這些作者本身都是祭儀的參與者，甚至有主掌儀
式的主祭者（’oema）、巫者（yoifo），他們不需藉由他人轉述或轉譯，對於祭儀內
容、禁忌和實際參與的身體感能夠著墨更深。
由上述可知，我們要認識鄒族的祭儀，從文獻瀚海中便能掌握許多資料，包
含百年前最早期的記載，當時鄒族仍種植小米為主食，且尚有獵首習慣，祭儀與這
些社會生活緊緊相繫，維繫以小米農作為中心而運轉的曆法，而時至今日，社會生
活多有改變，我們亦可在近期的文獻中看到新的祭儀樣貌，以及族人為何而然的選
(59) 他人的田野，我們的文獻─ 談被書寫的鄒族祭儀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