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9 - 原住民族文獻第10輯

本期專題 3

從兩項祭儀的歷來紀錄中亦可以看到不同時期與不同作者群的差異，日本作者
往往因同時研究較多的族群與部落，部份又配合政府的調查，歲時祭儀以簡潔的紀
錄為主，少見對祭儀的詮釋與探討，但記下了非常詳盡的、當時仍較現在複雜的儀
式流程、禁忌與儀式物品，能夠藉以窺見日治中期的祭儀形式，尤其是仍有獵首時

期的社會文化，此外，日本作者亦留下對後代極為珍貴的照片影像，除了本文引用
的伊能嘉矩、森丑之助攝影作品，亦在《瀨川孝吉臺灣原住民族影像誌：鄒族篇》
（2000[1940]）、《臺灣蕃族圖譜》（2014[1915]）等出版書籍中看到更多擴及圖像
的影像文獻紀錄，能夠據以實際看見當時的社會樣貌。臺灣人類學者則除了以詳實

的田野紀錄留下寶貴的該年代資料，另會多加討論祭儀的意義與象徵，並納入整體
社會變遷的影響。本族研究者自身的紀錄記下許多現今仍存的儀式細節與禁忌，並
注意到其意涵與所代表的鄒人世界觀，同時亦寫下許多族人的觀點，在主體性詮釋
以外，有時會流露對於「遵從傳統」與「改變」的矛盾心理，而呈現主觀的批判。
從文獻爬梳另可以發現，本族研究者書寫的祭儀內容往往是根據自己的經驗整理，

少見引用外族學者的紀錄，除非是要與日本時期或中華民國來臺初期的歷史紀錄做
對比，應是認為自己的經驗與知識並不一定少於被訪問的關鍵報導人。此外，本族
研究者容易以主體位置觀察到族人的心靈需求，另也較能理解族人對待神靈的關係。
而當外族學者採用抽象的理論層次去解析祭儀時，這些理論詮釋往往沒有再被納入到

本族研究者的討論中，形成交互探討，如此的內部觀點與外部觀點便形成兩套對於
鄒族祭儀的理解，在原住民族主體意識高漲的當代臺灣，本族研究者所掌握本族觀
點的知識體系顯能較獲後續研究者青睞與信服，而可能降低外族研究者的研究數量。
最後，本文在整理多篇歷來文獻紀錄後，要特別提出浦忠成（2019：275-285）的
提醒，在看待外來研究者的紀錄時，需注意其背後的知識提供者的重要性。筆者更

認為，在看待這些文獻紀錄時，除了尊重這些知識提供者的貢獻，尤需注意到其對於
紀錄的影響，知識提供者基於其所屬社群、家族、職業等身份的不同而可能導致差
異，例如採記拼音所用的方言別，家族位置或是鄉長、公務員、警察等職業所能提供
資料的不同，例如，幫助俄國學者聶甫斯基（Nikolai Aleksandrovich Nevsky）的高一生
（uongʉ yata’uyongana）就是一個特別角色，他屬於特富野五大家族之一的yata’uyongana

家族，接受日本教育，不但本身能擔任關鍵報導人，也能引介部落長者，他之後擔任
鄉長，亦是衛惠林的知識提供者，許多鄒族研究文獻與紀錄都來自他提供的資料，
自然也受其背景影響。這是在閱讀並解析過去文獻時，必須同時加以理解的背景。

(69) 他人的田野，我們的文獻─ 談被書寫的鄒族祭儀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