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7 - 原住民族文獻第12輯

本期專題 1

從「作為背景與資料的參考資源，逐漸變成臺灣歷史知識生產的反思題材」，並經
由文字、圖像、展覽等形式「重新回到臺灣來」。由此可見，百年前這些人類學家
的知識體系，亦能化作當代文學的書寫資源（陳偉智 2014：190-196）。在此歷史脈
絡下，本文以原住民族文學為研究對象，分別爬梳詩、散文與小說等不同文類，探討

當代原住民族於族群文化與歷史的建構過程中，如何面對日本殖民過程中所留下的
人類學調查報告，同時對於涉及原住民族的學術調查紀錄，開啟不同向度的思索。
首先，瓦歷斯．諾幹透過詩與散文，呈顯出伊能嘉矩的踏查，雖可能作為當代
原住民找尋歷史與傳統文化的媒介，但人類學家的攝影調查，卻也需經由殖民戰爭

的勝利來協助推展，因而於族人的記憶中留下創傷。這些歷史傷痕，同樣見諸於達
悟族人的記憶。夏曼．藍波安經由口述歷史的敘寫，揭露鳥居龍藏以手槍威懾族人
心靈，更以攝影奪走巫婆瑪特鬧的靈魂，開啟島嶼的外來者歷史。
值得注意的是，攝影技術同時也作為「類型化」原住民族的重要途徑，形構
當代「族群」分類的知識框架。也因此，探問攝影技術對於原住民族的影響，不僅

能暴露出殖民歷史與知識建構的暴力，也能用以反思當代的族群論述。孫大川的文
章，便藉由鳥居龍藏的攝影展覽，既觸及殖民調查的反思，同時也忖度著當代人類
學者所應該反思的田野倫理。
除了直接與日治人類學家進行對話外，巴代與馬紹．阿紀則分別引述日治時期

人類學家與動物學家的調查資料，來進行長篇歷史小說的創作。本文發現，無論是
面對口傳故事或調查文獻，兩位作家已較無游移或批判的情緒，而能更自信地書寫
自己族群的歷史。而歷史的回溯，同時也關涉史觀的建立。此一書寫模式，讓我們
看見當原住民族尋回自己定位後，這些學術調查報告反而成為建構主體的助力。
經由上述作品的分析，也能回應當代的人類學與史學研究。隨著1996年以降，

楊南郡陸續翻譯日治時期人類學家的調查成果，丘延亮（1997）因而反省日本「殖
民地人類學」是帝國工程的一環，且對於原住民的「寫真」帶有東方主義式的視
角。同時，他也批判在戰後「接收」這些研究的人類學家，並未對日本殖民時期的
學術成果有所反省。因此，在日治人類學者的學術成果逐漸被翻譯的時代，丘延亮

強調要對人類學發展的歷史進行重讀與再評價。
近年來，如陳偉智（2014）、松田京子（2019）、Paul D. Barclay（2020）等史
學研究者，便透過史料爬梳與個案分析，揭露人類學調查歷史中的殖民性格。而林
開世（2014）、黃應貴（2018）、陳文德（2020）等人類學家，則透過理論與民族

(37) 當代原住民族面對日治時期學術調查的多重姿態─ 以原住民族文學為討論視角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