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52 - 原住民族文獻第13輯

年後邁入地方刊物零星發行而以政府部門主導刊物為主時期，議題偏向教育、文化
資訊之公告傳達，而鮮見由族人由下而上、由內對外之政治發聲特性。
原住民族媒體在千禧年後，轉向以2005年開播的原視，到2017年Alian96.3廣
播電台之全國性廣電媒體為主要關注。全國性原住民族廣電媒體之範圍特性，呈

現出能夠與主流社會／媒體對話的態勢，提供原住民族社會「另類公共空間」
（Hanusch 2014）。其中原視在政治需求、經濟考量與社會文化不同因素互動影響
下，逐步形成以新聞節目為主要類型，這既顯示出原住民族缺乏多樣且有效參與公
共議題之現實，同時也意味著原視透過大量製作為政策論辯管道之新聞節目，以充

分表達原住民族聲音，實踐原住民族傳播權（張鴻邦、黃毓超 2019）。其中為了擴
展原住民族參與公共事務形成原漢對話，原視無論是制度設計、人事安排、新聞表
現、產製過程，無不盡力試圖滿足不同族群、多樣地方與部落之需求與發聲（張鴻
邦 2018）。特別是放眼到全臺原住民族媒體現況、臺灣電視媒體生態等宏觀環境
時，原視之存在與製播，不只彰顯了原住民族自治發聲的象徵意涵，也在一定程度

上影響了臺灣社會各界對原住民族事務的理解，可說是全體原住民族公共領域具體展
現之一。但須注意的是，作為政府經費捐助的媒體，同時受到政府監督與滿足多種族
群需求，全國性媒體組織特性與產製模式有可能限制了其作為另類批判媒體的可能
（Fuchs 2010）。論者亦指出原視自開播以來，始終面臨政治力量介入新聞獨立運作

之爭議（張鴻邦 2018），降低了原視作為原住民族社會參與公共論辯利器之力道。
再者，媒體地景的改變也轉換了公共領域在傳統媒體概念下的型態，尤其是
近年社群媒體的日常化，更影響傳統媒體的運作模式，形成公共領域的數位轉型
（Rauchfleisch and Kovic 2016；Fischer and Jarren 2024）。抑或保守點的說法，社群媒
體與平台模糊了個人、群體和大眾傳播此些不同層級公共領域之間的界限，形成一

種介於私人領域和個人問題之間的半公共領域（Seeliger and Sevignani 2022）。然而
研究也發現，黨派敵對媒體在社交媒體環境中找到了新的自我放大空間，還可以通
過繞過大眾媒體的共識創造，更直接地影響輿論和塑造特定意識形態的公共領域
（Sevignani 2022），甚而淪為無法交流意見的情緒公眾（劉慧雯、楊竹惠 2023）。

Habermas承認網路開闢了虛擬空間，使用者可以透過新的方式賦予自己作者權
力。社群媒體創造了自由可進入的公共空間。此種社群媒體形成的溝通環境，既
不能被理解為公共的，也不能被理解為私人的，而最容易被理解為一種以前保留
給私人通信的溝通領域，但現在已經膨脹成一種新的、親密的公共領域（Haber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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