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53 - 原住民族文獻第13輯

本期專題 3

2023）。且社群媒體公司在公共領域規範溝通的能力，展現了一種新型的支配形
式。其核心思想是，由於社群媒體公司可以部分決定公民在公共領域的政治參與條
件（Aytac 2024; Staab and Thiel 2022）。當前社群媒體平台特性、演算法推薦等運作
模式，促成了數位公眾（Beyes 2024）抑或對抗性公眾（林宇玲 2014）之出現或轉

型。網際網路的普及到社群媒體日常化，其低成本、開放參與、高互動性等特性，
相較於過往的傳統媒體，的確提升了弱勢群眾參與公眾議題討論的潛在性（黃啟
龍 2002；袁光鋒 2020）。論者亦指出，當族群為了推動我群正名運動，族人們能
夠使用社群工具彼此交流、分享、認識與傳承語言與文化，建立「我群」的凝聚與

認同及呈現文化識別，並召喚族人重返實體部落參與文化活動（莊元勳、Ladholoa
2024）。我們似乎可認為網路或是社群媒體一定程度上亦促成了全體原住民族公共
領域之形成。
當公共媒體研究取徑與策略偏向探問傳統媒體結構與數位媒體特性，並正視社
群媒體具有形成公共領域的潛在影響力時，論者提醒到社群媒體與傳統媒體之間並

非獨立存在之領域，兩者可能是互助互利、競奪話語主導權、甚而是持續影響對方
的互動關係，網際網路不論是作為公共論壇，或者作為社會運動力量集結的核心，
都需要與線下世界包括傳統大眾媒體聯繫起來（Fischer and Jarren 2024; Sevignani 2022;
劉慧雯 2008；劉慧雯、楊竹惠 2023）。面對離線的真實社會，當認識到Habermas公

共領域研究取徑乃是帶有歐洲歷史脈絡、以中產階級為對象的概念時，此種具有特
定社會環境與文化特性的視角，提醒我們要認識原住民族公共領域，應當從原住民
族政治模式或文化蘊底進行探問。
如Levo-Henriksson（2007）指出，北美的Hopi族群的對話文化中，經常運用沉
默作為某種表達，且族人不直視說話者，該表達方式是相當不同於也不適合於當

今的大眾媒體運作模式。例如一些Inuit長輩曾批評那些有些非Inuit電視節目所呈現
出的畫面中，Inuit受訪者多在談話，這使得Inuit人在節目中呈現出來的形象看起
來只會說話而從來不做事。長輩們的觀點影響到一名Inuit導演，在影片中使用大
量的遠景畫面，來強調影片人的行動而非談話，呈現出更多真實的、具有微妙差

異的Inuit生活再現（Hopkins 2008），而展現出獨具一格的原住民族影片思維。在
澳洲與加拿大原住民族社會中，其公共領域概念傾向集中於小型、親屬為主的團
體（Meadows 2005），在紐西蘭毛利族中，則應從認識作為毛利族公眾討論具體
空間、公共事務討論模式、同時亦為規範概念的marae作為開始（Stuart 2002），理

(353) 初探臺灣原住民族媒體公共領域 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