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33 - 第二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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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跟原住民相關的研究案，你到 IRT 的時候有原住民在那邊，好像行使他的主
權一樣。如果那個案子還要到部落去的話，進一步，你要監督他取得部落的同意，
可是有些案子沒有到部落去，那就有那個好像一個代表人再那邊獨立做事的，或
者是那個委員他去做那個法務，我是做這樣的解釋，當然那個工作只能建設，謝
謝。
謝若蘭副教授回應：
那個淑雅對不起，也謝謝你提出來，其實我自己也有發現我們，我跟與談還
有主持其實那個沒有對焦，那個沒有對焦的問題，其實也不是他們的錯。因為在
台灣，要談修復式正義，一直是用西方，他沒有看到原住民的這個區塊。這也包
括在談南非的真相和調解委員會等等，他在談的是那個部份，那，那個部分其實
真的比較強調加害和被害的那個關係，還有他旁邊的人的關係，他並不是在談那
個整體文化原住民事件裡面在講的那個 Relations，包括你跟自然界的關係，所
以，不過這個區塊我覺得就是慢慢來對話這樣子，那那個三加律師這個我覺得可
行。但是，那個可行的前提之下是說，如果用修復式正義，原住民的方式的這個
方法，也就是說你的主流你要從國賠的那個對象，他願意跟你坐下來平等的跟你
談，那你目前這個方式，就是說，你要先看他願不願意這樣跟你談，那以目前原
住民在台灣的這個勢力或是說他的位階上面來講，我覺得目前的國家政府不太可
能這麼做。所以我們現在又回到就是探討這些問題的時候，在談論可行不可行，
立法院可不可以行得通還是回到一個主流在看司法體系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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