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3 - 原住民族文獻第9輯

本期專題 1

在其中，我們一起經歷與陪伴那些對組友的回憶與不捨，包括過去發生過的種種事
情，以及家人和組友如何陪伴和送別這件事。像在葬禮後分車送行至臺東火葬場的
時候，我跟幾個拉贛駿的婦女搭了kaput的車子，在車上我們聊起這個常做阿美族
葬禮的葬儀社，我還住在都蘭的時候就常常參加到他們辦的葬禮，小惠跟大家說

我跟她提的觀察，主持葬禮的葬儀社怎麼都用漢人paylang的親屬稱謂安排行禮的方
式？阿美族的親屬關係明明跟漢人不一樣，我想最大的差別可能是在屬於本家與亡
者父親為婚入者家族的不同關係上，因為阿海的年紀不是太年長，而他們家族曾經
分家過，所以現有家族的成員很少，pakelang的時候是使用世代（長輩，同輩與晚

輩）作為區隔，但阿美族本家與婚入的父方mitoa’say及亡者自己平輩世代姻親區隔
的觀念還是很清楚的。另外文麗則覺得葬禮安排得有點簡單，因為像她在幫自己
先生Daong安排告別式時，就希望給他風風光光的最後一程，還有她最大的不同想
法是：「為什麼自己的老公自己不能去送？」就是關於配偶被要求要迴避的這個漢
人的禮俗，我也跟她們分享我的看法，我覺得這是漢人的習俗，阿美族不一定要採

納，但我也跟她們解釋，這個漢人習俗有個意思是怕未亡人太過悲傷會有危險，可
能會被亡者帶走，因此也是強調要避開危險的意思。
錄音、拍照雖然跟做人類學有關，但也是跟組友認為我會為她們留下紀錄有
關。而Clifford（2019[1997]: 109）文中談到田野之中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相遇的定

位，是會影響可談與限制的內容，雖然兩者未必是敵對的，他舉例說一位學生可
能在自己的社群裡被穩定且被疼愛的定位為家人，但這身分也將限制甚麼是他可
以探測和揭露的，我也曾經聽聞到自己是族人想作田野紀錄時碰到的類似限制，而
身為kaput組友的社會位置定位，會將我從研究者挪移到比較偏向組友的位置，但
拿出相機與錄音機和筆記本記錄這件事，反而變得不如單純的研究者來得自然，有

時還會成為一個特別讓我也讓某些身邊的人覺得彆扭的事。但如前述，對於已經非
常熟習我工作的某些組友而言，這卻成了是他對我的研究者身分的提醒，還會主動
問我：「你這個要錄音嗎？」也可以說，他其實沒忘記我是作人類學的，但他也接
受我的在場共作與同時作為一個組友參與悼念這件事。民族誌書寫與田野實踐之間

界限的挪移，我們到底是要固守在客觀記錄這一端，還是要再進一步成為局內人
（insider）或報導人（informant）？我所選擇的人類學路徑似乎讓我難免遊走在兩
者之間，時而作為觀察者的一方，時而成為與報導人相同的一方，這二種身份角色
不斷互換，有時也難免處於尷尬位置。 10

(133) 記一個都蘭阿美人的pakelang：山海田園的心靈地景與情緒記憶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