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7 - 第六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獲取原住民同意時，搬遷行為只有在遵循國內法令所規定的適當程序之下始能發

生，且所謂適當程序包括適當的公眾諮詢，以提供權益受到影響的相關民族有效
代表的機會」 。學者認為前揭規定，以及《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的相關
規定，拒絕了將原住民融入其所屬國家的「同化」立法模式，而是賦予這些原住
民族保護、傳播其文化、語言及土地的特別權利 。

本文認為：《國際勞工組織第 169 號公約》或《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
等有關原住民「自由、事前及知情同意」的規定，象徵著對於原住民權利本質的
思考，逐漸從「同化」模式轉變為「自決」模式，同時也寓含著原住民主體性的
強調與確立，而這也與自由多元文化主義的相關理論進程相符。例如強調接近使

用個人所屬社群的社會性文化（societal culture）對於個人的重要性的 Kymlicka，
即主張大多數的人與其所屬文化之間，存在著深刻的連結。據此，相較於傳統自
由主義認為基於公民身分所能主張的一般基本權利，已經足以提供個人文化身分
的保護，國家不應該干預文化自由市場的立場，Kymlicka 則認為政府不可能做

到完全的族裔文化中立，傳統的基本權利架構必須相應作出調整。他所提出的具
體想法「群體區別權」（group-differentiated rights），即包括承認少數民族群體
（national minorities）享有若干自決權利（self-government rights），以及少數族裔
群體（ethnic groups）享有多元族裔權利（polyethnic rights）等 。Kymlicka 並認

為應賦予前揭弱勢團體「群體代表權」（group representation rights），其具體的作
法包括降低弱勢團體成員參政的門檻，以及採行比例代表制，甚至在國會中保留
特定席位給弱勢團體等 。
縱然 Kymlicka 關於少數民族或族裔群體「群體代表權」的主張內容，與賦

予原住民「自由、事前及知情同意」的規範模式未必一致，本文仍認為其相關理
論主張對於詮釋所謂「自由、事前及知情同意」，提供了紮實的基礎。理由在於
Kymlicka 對於包括原住民在內的少數民族，特別強調其自治權利的保障，認為
這些少數民族本來就有其自己固有的社會性文化，應保障少數民族在其所熟悉且

認同的社會性文化脈絡下生活與工作等 ；另外，著重於「社會性文化」 、「分
殊性公民身分」（group-differentiated citizenship）等類似觀念，認為其成員自我
認知到有異於一國中多數群體的特殊文化身分認同，或珍視、希望能保存這項身
分認同的「文化性少數群體」（cultural minorities） ，享有主張集體性權利的適

格，可說是 Kymlica 等多數多元文化主義者的共通主張。賦予文化性少數群體集
體性權利，意味著容忍一國以內不同的少數群體，對於公共善有不同的界定方式，
並且平等予以尊重 。再者，集體性權利的賦予，也代表著自由主義底下的「國
家中立原則」獲得重新詮釋的機會：一方面，集體性權利有制衡國家在文化事務

等領域相關權力的作用 ；另一方面，這項概念的提倡也能夠避免潛在的文化衝
突全數轉向至私領域，使文化性少數群體成為國家的邊緣人 。另一名多元文化
主義者 Tully 則是主張：當原住民與國家主權發生衝突時，雙方彼此之間並非統
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而是兩個平等的主權，藉由協商達成共存於同一個國家

的合意。在此過程中，原住民族的內部秩序與組織結構，及其就土地與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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