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2 - 原住民族文獻第12輯

農人遷徙習慣，同氏族會同住在一個地方，並且一起移動，但是日方的移住政策，
何去何從已不是大燕與大聖氏族內部自決能夠決策的事情，取而代之的是殖民者
的命令與統治。黃應貴（2006：93-94）同樣認為移住政策分散族群內部勢力，在
《布農人》一書中直指「集團移住」衝擊布農族原有的氏族制度，移住政策將不同

來源的布農族人集中一地，使聚落內部產生嫌隙而無法團結抵抗日本統治。葉高華
（2016：125）更進一步指出，日方將部落遷移至山腳地帶不只是便於統治管理，同
時也導致原住民關係的裂解，其一是部落內部分割，其二是與親密往來的部落分離。
關於日治時期的「集團移住」理番政策，李文良（2001）《帝國的山林：日治

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博士論文，對日本總督府「存置林野」與其企業如何進
入臺灣山林有詳細的探討。他主張取得蕃地資源是日本「理蕃」政策的首要目的，
但是開發山林資源的前提必須先控制「蕃人」行動，因此日本政府設立和制定撫
墾署、隘勇線、劃分官有林野、集團移住等理蕃政策，逐步侵占原住民故有生活領
域，掠奪臺灣森林資源並開拓樟腦事業。何佳龍（2020）碩士論文研究東臺灣日本

時期的開發政策，以農業經濟的角度，討論日本集團移住、蕃社配置以及農業授產
殖民策略對原住民傳統文化衝擊。他認為「集團移住」和「蕃地稻作」是以經濟為
手段達到「征服」手段，移住和授產稻作使原住民遷徙至低海拔和平原區域，並輔
導「蕃民」栽種水稻，變相地將「蕃民」轉換成日本帝國下的農業勞動力，同時也

更容易掌握和控制原住民反抗勢力。
回到本文報導人的記憶，被集團移住至那瑪夏的原住民，迎接他們的不是安定
的農忙生活，接踵而至的是另一道更為艱困的生存難題。1900年代臺灣爆發瘧疾疫
情，由於當時的醫療系統與交通網絡未如當代發達與便利，再加上被殖民者的「次
等公民」形象，即使當地有醫療資源，當時的原住民或臺灣人也不會是日方醫療體

制優先照護的對象。在范燕秋（1996：159-160）〈醫學與殖民擴張：以日治時期臺
灣瘧疾研究為例〉一文提及，日本治理初期，在臺日本人致死原因瘧疾排行第一，
且每年因瘧疾而死亡的人數為300以上。在1908年的《臺灣日日新報》也曾以「予
等從來若見甲仙埔三字，每有如見瘧疾代名詞之感」形容甲仙，可見日治時期瘧疾

在甲仙一帶極為盛行，疾病不僅對人的生命造成威脅，它也是造成原住民人口流動
因素之一。
本文女性長者報導人大燕的敘事中，挾帶著不太情願與不捨心情離開馬里山區
的大燕一家人，落腳那瑪夏後沒有太多喘息的空間，即刻又必須面對另一個生活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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