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89 - 第七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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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上開質疑確實有其道理，尤其是原住民亦為案件之被害人時，法院確實必
須在利益衡量上做出判斷，然亦不能因此忽略原住民被告於量刑程序上之利益。
加拿大最高法院於 Gladue 案即表示：當原住民被告所為之犯罪行為越暴力及嚴
重，即使基於不同的量刑考量，對該原住民被告應量處之刑度即會與非原住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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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越接近 。因此，當被害人為原住民婦女或兒童時，在原住民被告量刑程序，
適用「文化背景方法論」，並不會嚴重影響被害人之利益。

總而言之，法院於原住民被告之量刑程序，必須注意過去殖民主義之歷史、
文化分離等事實，以及這些過去對原住民的不利益，是否造成原住民未能受有足
夠的教育給付、經濟收入較低、失業率較高、濫用藥物比率過高、高自殺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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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多原住民入監服刑等等現象 。而這些文化背景，正足以描繪原住民被告全貌，
這正是法院量刑時，應該考量的因素。
三、我國原住民犯罪與量刑之省思
（一）「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審判實務

對原住民而言，透過西方式司法制度解決紛爭或處罰犯罪，必然存在文化認
知的差異。如果原住民在傳統領域內，因踐行族群慣習而犯罪時，我國法院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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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此類案件時，就法律之解釋、適用，並未區別原住民與一般人民犯罪之不同 。
例如：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0 年度聲再字第 21 號裁定，就森林法第 15 條第 4

項之解釋即認為：「況森林法第 15 條第 4 項雖明定『森林位於原住民族傳統領
域土地者，原住民族得依其生活慣俗需要，採取森林產物，其採取之區域、種類、
時期、無償、有償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
民族主管機關定之。』等語，惟溯其立法意旨在於對於『原住民族』傳統生活慣

俗之尊重，而非擴及原住民族之『個人』得無條件、任意採集國有森林產物甚明，
是本案尚不得比附援引，亦此敘明。」有學者即認為，以此方式解釋法律，完全
看不出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7210 號判決所揭示：「應尊重原民族之傳統習
俗、文化及價值觀」之精神，而認為法院是以「一堆繁瑣的法律條文，層層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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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行使採集森林產物的『生存權』。 」
但我國審判實務，於認定原住民被告是否構成犯罪時，亦有考量原住民被告
所屬環境之案例，例如：原住民被告向行政機關申請經費，辦理社區總體營造活
動，於活動結束後未依規定辦理經費核銷，經檢察官以違反貪污治罪條例及刑法

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起訴。歷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後，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於
更（二）審判決被告無罪，經檢察官上訴後，最高法院駁回檢察官上訴確定。而
最高法院於該案確定判決理由中即認為：「法律是社會生活的產物，執法人員自
須體察社會脈動，秉持立法精神和整體法律秩序理念，與時俱進，法律生命於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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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generally, Gillian Balfour, Do law reforms matter? Exploring the victimization-criminalization
continuum inthe sentencing of Aboriginal women in Canada, 19 IN. REV. VIC. 85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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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ra note 6, at 57.
51 Supra note 6, at 59.
52 蔡志偉（Awi Mona）、黃居正、王皇玉，國內原住民族重要判決之編輯及解析第一輯，原住民
族委員會，頁 309（103 年 4 月）。
53 同上註，頁 31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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