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3 - 第一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2003; Magarell, 2008: 2; McCold、Wachtel, 2003; McCarthy, 2004:754）。基於超越傳統犯
罪司法體系之懲罰觀念，補償正義更為關注的是，對犯罪行為受害者之合理補償、對加

害者行為之矯正、以及重建受損之人際或社會關係等，其因此是一強調反思昔日錯誤、
致力恢復人際、族群或者國家間和諧關係之前瞻性觀點。補償正義理念於 1970 年代在
美國受到廣泛之關注，其倡議者普遍認為，此一思維應取代傳統的刑法觀念，放棄以懲
罰作為回應犯罪的方式（McCold, Wachtel, 2003）。補償正義不僅適用於人際間之紛爭排

解，亦提供族群衝突與國家爭端之問題解決模式，其普遍關注以下問題：誰是加害事件
之真實受害者？誰應為加害事件負責？為矯正歷史不正義，和重建受損之人際或社會關
係，哪些精神和物質上之補償可用以實現前述目標？

幾乎沒有任何轉型正義行動不牽涉具體的補償作為，補償之所以是轉型正義的核
心，乃因其關注受害者處境的改善。有別於羅爾斯差異原則所鼓吹的社會弱勢者不利境
遇之提升，補償正義首要關注者，乃受害者特定受損權利之回復與修補， 換言之，判
定特定權利是否受損，乃補償計畫之重要考量。

為重建受創之信任關係，積極平反歷史不正義因此具有獨特的道德和法律意涵，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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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能對社會統合目標之達成，產生正面影響。 矯正歷史不正義之所以被視為一項可欲
的道德倫理義務，乃因其體現了實踐理性所要求，平等尊重所有人的人格完整與自主
（Kant，1996：338），正視傷害行為的罪惡性，和要求個體應如此對待他人，一如其所

希望他人對待他的方式一般：拒絕傷害，以及一旦傷害不幸造成，應適切地對此進行補
償。補償正義視前述要求為一可普遍化之道德義務，因其確信，前述應然規範乃所有具
備理性行為能力者，皆會支持之行為格律。作為調節社會行動之強制性規範，國家法律
要求，前述行為義務不應僅停留在個人的道德規範層次，還應藉由國家權力之作用，使

前述主觀道德義務，成為人人皆須遵守之客觀法規範，一如康德所言：「如此行動，使
其自由權利之行使，能與他人自由權利之行使共同存在」。 29

補償正義由於強調對受害者權益之回復與補償，而非著重對加害者之責難與懲罰，

因此是一個鼓勵對話和協商的紛爭解決機制（Maiese, 2003; McCold、Wachtel, 2003），
其具體作法基本上可粗略地區分為精神和物質補償（或稱象徵性與實質性補償）（Maiese,
2003; Magarell, 2008: 3）。精神層次的補償強調對受害者情緒之平撫，其具體作法例如包
括：真相調查、加害事實之公開承認與道歉、紀念公園或特定歷史事件博物館之建立、
以特定人物、群體、事件之名，所從事之街道命名、課程改革、以及紀念日之訂定等

（Magarell, 2008: 4）。在實質補償方面，具體的作法例如包括：特定體制之改革，或相
應國家機關之建立、金錢補償、信託基金之建立、以及國會特定補償計畫之立法等

28 在族群衝突之調解過程中，受害族群往往因其社會弱勢地位，而無法在協商談判中讓其補償需求獲得充
分表達與尊重。參與協商之另一方因洞悉，即便忽視其所應得之補償權利，在受害團體不具政治影響
力、對社會穩定不構成立即且明顯之威脅前提下，特定補償計畫之提出，通常不被視為具有急迫性。
然而，為保障國家社會之長期穩定發展，建立族群間之相互信任，積極回應受害者之補償需求，不僅
是為一項道德法律義務，並且還具維護社會合諧穩定發展之價值，相關論述請見 Magarell, 2008.
29 康德的實踐理性要求，所有人應遵守前述道德與法律義務，因履行前述義務即意謂個體自主性之實踐，
唯有當個體之自主性獲得尊重，其作為理性動物之尊嚴才有可能獲得保障。個體自主性之維護，與人
性尊嚴之保障，不僅在康德實踐理性之說明下獲得解釋，古老基督宗教所倡議的「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以及亞里斯多德「各得其分」等戒律，亦同樣推許前述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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