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2 - 第三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150 第三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

有趣的是，在接下來的更一審中，法院則另闢蹊徑排除了三位原住民被告的刑責，其主要論
據有三：首先是從原住民文化的實質可罰性角度立論：「被告三人方依司馬庫斯部落決議，欲將
櫸木殘餘部分運回部落以美化部落景觀，是被告三人之行為，並未破壞森林自然資源，且欲發揮
該櫸木之公益及經濟效用，是被告三人之行為，並未違反森林法之立法目的。依據慎刑原則，唯
具有社會倫理非難性的不法行為，始有動用刑法手段之必要；然如上所述，被告三人之行為，既

符合原住民族之傳統文化及生活慣俗；且與國家財政資源分配使用之目的，不相違背；又未違反
森林法之立法目的，是被告三人之行為，並不具有社會倫理非難性」。
其次，更一審法院接續推論被告三人欠缺主觀的不法所有意圖：「被告三人係基於部落傳統

文化及生活慣俗，遵循司馬庫斯部落決議，欲將上開櫸木殘餘部分運回部落，以作為部落造景美
化景觀之用，渠等主觀上並未具有不法所有之意圖。」
最後，更一審法院沿承了最高法院的看法，認為本案涉及森林法第 15 條第 4 項的規定，而
非同條第 3 項及依該項而訂頒的「國有林林產物處分規則」，但目前並無任何依同條第 4 項所訂
的原住民採取森林產物管理規則，自不得依因行為人未專案申請，而認定成立本罪。

更一審裁判後，檢察官宣告不再上訴，三位原住民被告即無罪確定。在判決中，法官在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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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泰雅族被告的原住民文化背景，並基此而獲得無罪判決結果，也得到大多論述的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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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以簡要篇幅，分析了我國法院從 2003 年到 2010 年間的兩則主要判決，這兩則判決有一
個共通特色，此即涉案的原住民被告雖然知悉在現代法律體系中，他的行為可能構成違法的犯罪
行為，不過，從原住民被告本身的部落文化看來，其行為卻完全合乎部落的文化期待，當原住民

被迫在實證法及部落慣習間選擇時，一旦原住民選擇了其所生、所長的部落慣習時，就有可能違
反實證法規範。鄒族頭目父子為了捍衛其族內土地的蜂蜜，直接奪取出現在傳統區域四周之可疑
人士的蜂蜜，他們依循了鄒族保護土地產物的部落文化，但卻可能構成現行法的侵奪財產罪名；
司馬庫斯的三位原住民青年遵承部落會議決定，取走在其傳統領域內的櫸木，他們雖然都知道，

該櫸木已經被林務局標記，理應屬於國有物，但仍優先依循原住民部落會議的決定而取走，依現
行法即可能違反森林法。
當原住民陷入類似「實證法∕原住民部落文化」的衝突時，是否要考慮部落文化的獨特意義，
從而限縮涉及刑責的實證法處罰範圍，就成為一個刑事司法不易應對的難題。2003 年時的判決

中，法院完全不認可鄒族的獨特財產慣習，也未承認其文化脈絡的特殊性，在判決中只憑多數主
流見解審判，而支撐該主流見解的文化屬性，則是漢人文化以及法律秩序繼受而來的西洋文化，
這一點尤其可從法官採用的字眼「文明社會的法律規範」看得出來，對應於此，法官內心其實已
經將原住民文化背景，想像成「不文明」的他者。

隨著原住民文化逐漸受到關懷，我國司法實務也意識到原住民族傳統慣習對其行為選擇的影
響力，司馬庫斯案可說是原住民文化獲得司法實務認同過程中，最具有指標性的判決。三位原住
民被告並非為了個人財產利益才取得櫸木，他們毋寧遵守部落會議決定，取得目的更是為了美化
部落，法官最後以主觀上欠缺不法所有意圖為由，排除他們的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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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案刑事責任的評釋，參考王皇玉，原住民犯罪與不法意識之研究—兼評新竹縣尖石鄉風倒木竊取案件，收錄於同
作者《刑罰與社會規訓》，2009 年，頁 251-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