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62 - 原住民族文獻第10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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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也提出,人類學起源於博物館和物件的蒐集與研究,但人類學知識、人類
             學物件和博物館之間一直處於尷尬的關係。人類學起初是在自然史範式下從事物件
             的蒐集和研究,因為這些物件皆是代表著、展示著世界上某一群人,而物件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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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由線性演化論的敘事所構成,猶如是人類版本的自然演化史。 然而,從人類
             學理論的發展來看,早在Boas的時代,人類學就已經對線性演化論感到不滿,並試
             圖與自然史範式拉開距離,Kroeber也曾力圖澄清人類學與遠遊和博物館的本質性關
             聯,當時的人類學已經開始談論一種非博物館的人類學了,之後人類學的知識生產
             更是越來越集中在大學機構而遠離博物館,這也使得物件的展示遠跟不上人類學的

             知識典範的轉變,人類學的研究主體也開始對人類學知識權威提出強烈質疑:包括
             對民族誌再現的挑戰、對「原始」和「他者性」的客體化的拒絕、對人類學和殖民
             主義之間關係的批判性探討(Conn 2010: 22- 23)。另一方面Conn也質疑,原住民的
             現身與物件之間需要更細緻的專業展現手法,並非只是權力的釋出便能解決問題,
             他以美洲印地安人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的一個展示

             為例。在未呈現物件歷史的物件與單純只是並置排列,這起展示幾乎沒有嘗試說出
             物件的故事,有的只是科技效果和美學化,以抽象的排列形式佈置、讓原民物件與
             其他物件之間的區分無法被突顯出來。Conn認為,如今的人類學夾在社會與科學的
             要求之間,科學端要求物件被搜集、保存和研究,社會端則期待人類學處理複雜的

             政治問題,而物件就這樣被卡在兩者矛盾之間動彈不得(ibid.: 38-40)。
                 由上述的三個不同典範的討論與發展來看,當代的展示還有許多有待琢磨與
             試驗的挑戰,而原住民文化的再現作為高度複雜的專業領域,臺灣的展示環境和場
             域,各運用何等專業的能力在不斷迎接這些困難?雖然我們也有許多精彩的實作個
             案可以參考,然在臺灣,一般熟知博物館運作的人都了解,博物館的策展到展覽製

             作完成的制度性結構,也是一個展示落差非常大的原因。試想研究專精與熟悉主題
             的館內策展人員在製作過程與設計公司溝通執行困難所耗費的時間與能量,真正執
             行研究與規劃的人卻不是展覽的研究設計者或是熟悉展示文化的族人,反而是不熟
             悉主題甚至參展對象的第三方商業模式,與外包商操作下來完成展覽的設計製作,

             其呈現代表的意義,如何能貼近博物館中的文化再現與實踐?假如這個外包製作的
             制度性的結構沒有改變的機會,臺灣的博物館展示更新還將有很長的困難要面對。
                 接下來我們嘗試從兩個近期在臺灣的原民展示發展裡的現象之中,呈現與解析
             和上述博物館中文化再現的概念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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