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86 - 原住民族文獻第10輯

當中。與學術研究相同是同樣在進行資料蒐整、田野調查、研究分析、詮釋等的工
作，差異則是在於最後呈現的方式略有不同。而處在原住民族原鄉的地方文化館，
不論是在策展、研究、推廣活動等，往往需要借助在地社群與關鍵報導人的協助，
因此，館員與在地社群或報導人之間的關係更是需要細心經營，以求獲得貼近在地

觀點的詮釋。筆者在這裡說的是在地觀點，而不使用原住民族觀點或原民性，這也
是原住民族地方文化館的從業人員常常思考的問題：具有原住民族身分的策展人就
一定能夠策畫出具有原住民族觀點或原民性的展覽嗎？筆者認為答案不是肯定的。
一如盧梅芬（2005：67-68）提到的：「所謂的原住民觀點或原住民策展人不一定能

適切地再現其文化，也不一定就能呈現或等於是具有人味與主體的展示。」也就是
說，展覽所呈現的觀點並非取決於身分，我們有時也會看到，如果過於強調詮釋權
的二元對立（非原住民族：原住民族、異：己），反而可能忽略展示內容甚或有失
客觀，使得展示難以達到大眾的理解與共鳴，也失去了展示的溝通功能。因此，筆
者認為透過感知與經驗，親身實踐以能沉浸在在地文化的脈絡中，而能獲得更貼近

在地或報導對象的詮釋觀點，策展人再進一步將這樣的經驗與感受透過展示手法的
設計來呈現，並傳達給社會大眾。
展示本身即具有教育和溝通的功能，亦是公共人類學的一部分，透過各項博
物館活動進行知識公共化，而在這樣的過程中透過展示手法引導觀眾、提供觀眾探

索新知、喚起對於特定議題的關注（盧梅芬 2005：69）。而策展人在其中具有特
殊的位置，「猶如導演一般，因著特定的身分與位置、形塑的感知與認識，以及纏
繞的意圖或利益考量，透過影像來影響觀看者關注事物的角度與對事物的認知。」
（林文玲 2012：80）因此，筆者認為若將博物館也視作實踐的場域，策展人可以如
何於其中進行反身性的實踐實作？而這樣的實踐實驗與經驗，對於展覽內容會有怎

樣的影響？又能夠帶給觀眾什麼樣的觀看角度與觀展體驗？是本文所關注的。也就
是說，筆者兼具策展人與研究者的雙重身分，如何於展場內外進行實踐，這些交叉
的經驗又是如何詮釋、再現於展示內容，進一步達到「社會共振」的目的（鄭邦彥
2012b：240, 247），某種程度，也是另一種緩慢的社會改革方式。

總結上述，筆者認為，實踐乃是一種反身性的告白與自我挖掘，更是一種對於
自我反思的責任。因此，需先說明的是，筆者在展示前後所採取的實踐行動，其實
與自身的成長經驗與文化背景息息相關，筆者身處的霧鹿部落（Bulbul）是一非常
具傳統布農文化氛圍的布農族村落，而深刻的文化養成，促使筆者不間斷的追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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