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0 - 第四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的傳統習慣？均不無疑問。至於現在許多學術機構受原住民委員會委託所作之田野調查告，大多
訪問自原住民部落之耆老，彼等之陳述是否與現狀相符，仍有探討之餘地。

（二）斟酌原住民之習俗作為量刑理由

「因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獵捕野生動物，原住民族為歲時祭儀或供生活之用，常需
利用部落周邊自然資源，而森林位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者，原住民族得依其生活慣俗需要，
採取森林產物等情，為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及立法意旨所斟酌而明定。本
件雖未合於該條文供生活所需之要件，且其所獵殺者為保育類動物，本院仍得斟酌原住民之狩獵
習俗，在量刑上與一般人民純為娛樂而獵捕野生動物之行為區隔之。」（102 年 4 月 30 日臺灣

屏東地方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1599 號刑事判決）惟刑法第 57 條所列量刑時應審酌之 10 款事由，
並不包括習俗不同，故本案所稱「斟酌原住民之狩獵習俗」在現行法之解釋上，應歸屬於犯罪動
機或目的之審酌範圍，較為妥當。惟應注意者，國家基於特定目的，透過法律管制將原住民原本

生活習慣或習俗上不認為違法之事務，認為具有違法性，以致於原住民可能因法律規定與原本習
俗相異而遭受法律上之不利益，例如：原住民原本賴以維生之獵捕行為，因野生動物保育法而受
管制，其等拾取漂流木或砍罰林木以建造房屋之行為，受森林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之管制。
就此等行政刑法或環境刑法而言，倘原住民確因本身生活習俗與法律規定相異，以致罹於刑章，
始有考量其是否因本身法律、經濟上弱勢地位以致為犯罪行為，進而依刑法第 59 條之規定予以

酌減之可能。若與原住民本身之生活風俗無關，例如：殺人、竊取貨車、 吸毒等，即不能以之
作為量刑理由。

（三）以原住民之身分屬於弱勢作為減刑理由

審判實務上經常可見以原住民之「身分」屬於弱勢作為減刑理由，例如：「惟其上訴原審狀
另載：出生及成長在偏僻之烏來原住民部落，見原住民常持空氣槍獵鳥，因學歷僅國中畢業，長
年在家鄉與父母從事勞力工作，見識淺薄，又接手家業，不善經營，負債累累，告貸無門，精神
大受打擊，始網購上開空氣槍，因附具規範卡，而不知觸法，迄收到第一審判決始知事態嚴重等

情。果若無訛，上訴人之違法情節，是否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而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
同情，而得減輕其刑？」（102 年 3 月 7 日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870 號刑事判決）。其實
在專業法庭設置前，實務見解即經常援引原住民「身分」作為減刑理由，例如：新竹地院在一件
傷害致死案件審理過程中，法官審酌死者及被告為原住民族籍之夫妻，丈夫工作返家後因不滿其

妻又醉倒在朋友家，對其妻飲酒習性而疏於操持家務積怨已久，其在略帶酒意及氣憤之下強行拖
其妻離開並發生爭執、毆打其妻，最後毆死其妻等情，乃於判決內文中援引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
宣言中所宣示各國應保障原住民人權，以及我國對原住民族保障之特別法律，認為以該等規定為
原住民族之特別保護理由，乃因「原住民族向來係法律、政治及經濟上之弱者，是，政府應對其

生存發展給予特別保護及扶助」，故認為其為先天法律上之弱者，認定其為情狀可憫恕者而依此
為犯罪行為人減刑之依據（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98 年訴字第 226 號刑事判決）。惟此係從主流主
會的價值觀作判斷，認為依一般社會通念，原住民知識程度不高、生活條件惡劣、經濟情況欠佳

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