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8 - 第五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過程中，上訴法院均未指出政府必須探詢亞伯達省 Métis 族群之相關意見，進而提出關於
Powley test 的舉證方向，誠屬可惜！
再者，Hirsekorn 案審理之重點，在於如何認定 Métis 的傳統領域，且該傳統領域是否為
Hirsekorn 所屬 Métis 族群，在歐洲人有效控制之前的狩獵場地。換言之，本案說明了 Métis
狩獵權雖然受到憲法之保障，但是，舉證證明「獵場」之正當性，才能主張行使狩獵權，而獵

場正當性之判斷，則又回歸到文化生活之不可或缺性的探討。因此，從「文化財產權」之概念，
論述「狩獵權」的本質，更能體現尊重原住民文化主體性之精神！

伍、 建構我國原住民族狩獵權──代結論

如何解釋、適用法律是落實法治的重要根本。法律人向來熟悉的法律解釋方法，是否足以
因應導因於文化差異而起之紛爭，仍有討論之空間。尤其是當我們面對文化差異事務時，能否

將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概念，視為不變之真理，而僅藉由法條文義解釋，處理原住民傳統文
化事務，著實令人存疑！因此，從尊重異質文化出發，透過「法律的文化解釋」（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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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Law） 解決文化差異所衍生的紛爭，或許可以為我們帶來解錮之道。就此觀
點而言，加拿大聯邦最高法院審理 Powley 案件時，即是由原住民文化之觀點出發，闡述 Métis
狩獵權之內涵，提出具有實踐及操作意義之判準，而在 Hirsekorn 案件時，法院即可明確分析

Powley 所提出之準則，對於原住民權利保護而言，具有相當之可預測性。此種作法，實可提
供我國關於原住民狩獵權未來發展之參考。
首先，我國最高法院於原住民持槍案之理由論述，雖係以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

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0 條、第 19 條及第 30 條等規定出發，闡述內政部 87 年 6 月 2 日（87）
台內警字第 8770116 號函就「自製之獵槍」所為之定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已逾越法律
之授權，法院自不受其拘束。然確未從文化解釋之觀點，提出更為具體的檢視標準，誠屬可惜。
換言之，最高法院雖表明法院不受行政機關解釋之拘束，但觀諸內政部以 103 年 6 月 10 日台
內警字第 10308714563 令，修正「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11 條及第 15

條條文內容，仍係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即便將來法院仍認為不受上開辦法拘束，但是原住民
在狩獵過程中，仍舊陷於違反法律的風險之中。因此，最高法院應嘗試提出如同 Powley test
一樣的判準，或許才能真正解決原住民狩獵權與槍枝管制之間的衝突。

其次，主管機關似乎未從「狩獵工具」與「狩獵文化」的觀點，進一步思考如何管制原住
民獵人所使用的獵槍。而從歷史發展的過程觀察，隨著技術的進步，原住民的狩獵工具當然也
會有所不同，但是狩獵文化的核心價值仍舊不變。以布農族為例，該族群之狩獵工具即是由弓
箭到獵槍，而在使用弓箭的時代，獵人使用的每一支弓箭，都記載著該獵人捕獲的功績，當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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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取出弓箭時，旁人即可清楚看出他的狩獵能力，所以弓箭是不借給他人使用的 。而到了前
2、3 世紀，布農族人開始接觸獵槍這種現代狩獵工具之後，族人仍舊可以結合傳統知識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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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藥 。更特別的是，獵槍的使用仍有其禁忌，例如：泰雅族獵人狩獵時，是禁止使用出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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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槍械，因為狩獵動物與戰爭殺敵是不同的行為 。因此，管制原住民所使用的狩獵工具，

44 See: Naomi Mezey, Law As Culture, 13 YALE J.L. & HUMAN. 35, 57-65 (2001).
45 王建臺、姜潁，布農族的狩獵文化：歷史、空間與權力，頁 46（2012 年 11 月）。
上揭註，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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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頁 614（201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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