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3 - 第五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民族地區從事「非營利性質」的「獵捕野生動物」活動，不過同條第 2 項又限定必須出於「傳
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等目的，綜整言之，基本法授權原住民得出於「傳統文化」、「祭儀」或「自
用」等三項目的中的任一理由，在其民族所屬地區實施非營利性的狩獵行為，而為了實施狩獵，
當然必須要有適當工具，除了一般能夠想到的捕獸陷阱之外，槍械（不論自製、土造或制式）當
然是狩獵活動中常見的工具選項，從基本法第 19 條的論理而言，其實應可認為立法者已經認可

原住民出於三項特定目的而使用槍械的合法性，但這不代表立法者不能對槍械使用予以一定程度
的限制，只不過基本法未予言明而已。
即便子法本質上不能全面禁止原住民使用獵槍，但仍須符合特定事由的前提下，原住民才能

夠合法地獵槍，問題即是這些子法的立法限制與前提為何？就此勢必回歸立法政策的選擇。已如
前述，我國立法者政策同時採用了三重標準而設定了兩類不同的處罰：原住民要製作或持有獵槍
前，必須先得到主管機關許可才能合法製作或持有，若未事先獲得許可，但同時符合三重標準「原
住民身分、自製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時，該原住民只處以行政罰，不過，倘若不符合上述
三重標準，例如製作或持有的槍械不屬於「自製獵槍」，或是「非供生活工具之用」，則無法論以
條例第 20 條之 1 的除罪規定，仍構成刑事責任。

換言之，現行法的解釋重心在於區別刑事責任與行政責任的標準，特別是什麼叫「自製獵
槍」，以及什麼可以稱為「供生活工具之用」？就自製獵槍的定義，雖然行政機關頒定的管理辦

法中，限定「自製獵槍」為低火力的後膛槍，但法院最近顯然有放寬解釋的傾向。某程度而言，
擁有愈強大火力的槍枝，愈有可能對社會帶來風險，其所受到的法律寬容自然愈少，不過我們仍
須注意，既然立法者已經許可原住民自行製作獵槍，只要是其所製作，而且從擊發機制及使用方
法可以認定為供狩獵而製作的槍枝，行政機關並無任何理由可以限縮立法者所賦予的原住民權
利，所謂將自製獵槍限定在火力較小的前膛槍，根本上限縮了立法者的原始授權。同樣的道理，

立法者許可原住民自製獵槍，理論上應無任何理由再限縮相應的子彈持有，最高法院在 102 年
度台上字第 5093 號刑事判決中採取的見解，應可贊同。
不過，什麼叫作「供生活工具之用」的解釋，在實務上似乎仍然採取寬嚴不等的標準，有時
法院認為，雖非經濟生活所需，而屬於文化意義的生活所需，也可以稱為「供生活工具之用」，

例如平日雖非以打獵維生，但假日或節慶時仍持用自製獵槍從事原住民傳統狩獵活動。不過，若
原住民被告製作獵槍而販賣他人，因為有營利行為存在，實務往往認定因為營利而不能算是「供
生活之用」。某程度而言，筆者不能完全否認排除營利類型的合理性，因為「生活工具」指的是
個人經濟或文化生活中不能或缺的必要物件，原住民必須在系爭生活中使用獵槍，否則獵槍當然

稱不上「生活工具」，但製造獵槍轉賣他人以獲利，該原住民其實未直接使用獵槍狩獵，該獵槍
對原住民而言，當然不算經濟或文化生活中的必要物件，而是外於個人經濟或文化生活以外的謀
利客體，就文義而論，已然超出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的範圍。
即便考量第 20 條第 2 項：「原住民相互間或漁民相互間未經許可，販賣、轉讓、出租、出

借或寄藏前項獵槍或魚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亦同」，雖然法條中提及「販賣獵槍」，但綜合
法條文義中所謂「原住民相互間」以及「供生活工具之用」，這表示出售及購入的原住民就獵槍
的用途而言，均非專門販賣營利，而是獵槍對賣方及買方均為生活工具，雙方以交易方式轉讓。
綜合上述，筆者認為我國實務見解對於條例第 20 條除罪條款中「供生活工具之用」的解釋

適用，並無重大違誤，應可贊同。雖然法院在若干判決中對於什麼叫「自製獵槍」，仍有相當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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